发表时间： 2006-11-03 22:35:38作者：寒山
在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的一页将要翻过去的时候，王光美女士去世了。王光美和她在文革前后的遭遇，已经有很多人谈过了。我们今天是从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婚姻谈谈中共领袖的婚姻和男女关系。
也许有人会从今天中国的现实出发，说婚姻和男女关系是纯粹私人性质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公共话题。但这并不适用于共产党领袖，因为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那一代的共产党革命把婚姻和男女关系从私人事务变成政治问题，选择对象和建立家庭都要服从组织的需要，至少不能和组织相冲突。
其次，也正是他们那一代革命领袖把中国人划分成革命的阶级、反革命的阶级和可以团结但必须改造的阶级，而婚姻和男女关系，作为最密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党的要求必须放在这个大的阶级关系的框架下来处理。
第三，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袖，尤其是中共的领袖，恐怕是世界历史上除了宗教革命以外所有革命中最提倡革命道德的了。毛泽东的道德说教有他的老三篇和无数语录题词为证，而刘少奇，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不但被很多干部甚至是西方研究中共的人认为是党内最严肃的领导人，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当作是思想改造的教材。那么，在这样一场号召别人在道德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中，党的领袖的婚姻和男女关系就更不是一个私人性质的问题了。
在王光美之前，刘少奇有过5次婚姻，前一个妻子和刘结合时只有17岁。刘和王相差23岁，当时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而王是一个刚刚由“组织”安排到延安的翻译，甚至连延安整风都没有参加过，除了年轻漂亮受过高等教育以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更不用说具备“共产党员的修养”了。但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王光美访谈录》，王自己说刘少奇在见过她两次以后--这两次中有一次还有外人在场--对她就有了意思。第三次见面时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行动。第四次单独见面时就表达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当时王仍然还不是共产党员。
王不但觉得自己的非党员身份成了她和刘发展关系的障碍，而且担心人们会不会认为她在利用与刘的关系来解决自己的入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还不是党员，但中共所有高级干部对她都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尊敬。她第一次到刘少奇的窑洞，是朱德夫妇带去的。现在我们知道，朱德夫妇是有意为刘作媒，特别是因为刘刚刚离婚的前一任妻子也是他们介绍的，但没有和刘处好，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对刘有这个义务。而朱德的介绍看来也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党中央以组织的身份立刻就介入了。
当王第一次单独去了刘的窑洞谈话但刘还没有表示出“那个意思”的时候，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等国统区回来的中央要员，在这个场合连党员都不是的王光美竟然不但被邀请，而且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的第一桌，听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王说，到了这时她才知道刘少奇“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中央代理主席。”这当然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
当刘少奇对王光美表达了“那个意思”之后，王提出要了解他个人的历史，刘让她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王光美提出要了解他的婚姻史，刘让他去找邓颖超。当王光美找到安子文时，她说安的口气听上去似乎她“已经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了”似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刘少奇对他的兴趣的背后，确实有整个中共中央的组织机器和人事关系在起作用。因此，这样的婚姻，决不是什么纯粹私人性质的问题。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中，王光美说刘少奇在和他见过两次面后就有了“那个意思”，第三次见面就问她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行动，第四次见面就表达了愿意跟王“好”的意思。
与此同时，中共一些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朱德夫妇和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人，热心帮助王接近和了解刘。当刘向王表达了心意后，当天晚上中央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叶剑英等从国统区回来的中央要员，在这个场合连党员都不是的王光美竟然被安排和刘少奇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坐在第一桌。
所以，刘少奇对王光美的感情并不是在经过相当的交往和了解之后产生的，更没有所谓“谈恋爱”的过程，而是非常直截了当。那么，就算是“一见锺情”，也要等对方的答复吧？但没等到王答复，中共中央就把王光美安排到了中央晚宴的第一桌，中央其它要员对王也表现出关心和尊敬。当王光美提出要了解刘少奇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时，这些纯粹个人性的要求本来应该是“谈恋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刘却要王到中央组织部门和其它领导人那里去了解。
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有过五次婚姻，年过半百；而王光美只有二十七岁，不但是公认的美人，而且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英文流利，没有婚史。在这样一个年龄、地位和个人经历的差异下，短短的四次见面之后，刘和王就确定了关系。对于任何对世态人情有起码现实感的人，《王光美访谈录》中所提供的这段历史都远远超出了私人婚姻的范围。
这并不是说两个在各方面反差都太大的人不能结为夫妻。但是婚前的了解和感情的培养即使对于年龄相仿的人来说也是必须的，何况是一对相差将近30岁的人。这也不是说组织安排的婚姻就不会有幸福，我们可以充分相信刘和王有过幸福的家庭生活，但这正如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下也会有幸福家庭，而人们并不能拿这种幸福家庭的存在来说明这种婚姻制度和习俗的合理性。何况在刘和王的结合中组织的干预几乎成了权势的炫耀，远不是介绍和安排。
刘少奇和王光美之间的婚姻其实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婚姻的一个缩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口口声声讲阶级成分，讲思想改造，讲男女平等。但看一看他们的婚姻对象，有几个是出身工农、经历生死考验或是吃过苦？又有几个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相反，他们看中的都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即使不说家庭出身，她们本人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刘少奇是中共组织工作领导人，思想改造的倡导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而王光美连党员都不是，但刘竟然一见之下就不但产生了“那个意思”，而且还利用他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权势去达到目的，不要说“共产党员的修养”，连起码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警惕性都没有了。而中共中央机关竟然也就不但对王敞开大门，而且竭力促和她和刘的婚事。
中共的革命不但自称是“改天换地”或者“开天辟地”，要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彻底决裂，但别的不说，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婚姻，人们就不难明白，这个革命其实是历史上两性关系中最恶劣形式在20世纪的重演：身居高位的男人利用权势排斥男女关系中的自然竞争，确保自己获得年轻漂亮的女性，为此甚至不顾自己政党所提倡的最起码的政治教条。作为有魅力的女性，常常是还没有和“革命”相结合就被领导革命的男人结合了。当这种婚姻和男女关系在高层领导人中成为常态并受到“组织”的默许甚至纵恿时，人们还能指望这样的革命能实现它所许诺的“平等”吗？
也许有人会从今天中国的现实出发，说婚姻和男女关系是纯粹私人性质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公共话题。但这并不适用于共产党领袖，因为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那一代的共产党革命把婚姻和男女关系从私人事务变成政治问题，选择对象和建立家庭都要服从组织的需要，至少不能和组织相冲突。
其次，也正是他们那一代革命领袖把中国人划分成革命的阶级、反革命的阶级和可以团结但必须改造的阶级，而婚姻和男女关系，作为最密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党的要求必须放在这个大的阶级关系的框架下来处理。
第三，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袖，尤其是中共的领袖，恐怕是世界历史上除了宗教革命以外所有革命中最提倡革命道德的了。毛泽东的道德说教有他的老三篇和无数语录题词为证，而刘少奇，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不但被很多干部甚至是西方研究中共的人认为是党内最严肃的领导人，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当作是思想改造的教材。那么，在这样一场号召别人在道德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中，党的领袖的婚姻和男女关系就更不是一个私人性质的问题了。
在王光美之前，刘少奇有过5次婚姻，前一个妻子和刘结合时只有17岁。刘和王相差23岁，当时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而王是一个刚刚由“组织”安排到延安的翻译，甚至连延安整风都没有参加过，除了年轻漂亮受过高等教育以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更不用说具备“共产党员的修养”了。但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王光美访谈录》，王自己说刘少奇在见过她两次以后--这两次中有一次还有外人在场--对她就有了意思。第三次见面时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行动。第四次单独见面时就表达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当时王仍然还不是共产党员。
王不但觉得自己的非党员身份成了她和刘发展关系的障碍，而且担心人们会不会认为她在利用与刘的关系来解决自己的入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还不是党员，但中共所有高级干部对她都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尊敬。她第一次到刘少奇的窑洞，是朱德夫妇带去的。现在我们知道，朱德夫妇是有意为刘作媒，特别是因为刘刚刚离婚的前一任妻子也是他们介绍的，但没有和刘处好，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对刘有这个义务。而朱德的介绍看来也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党中央以组织的身份立刻就介入了。
当王第一次单独去了刘的窑洞谈话但刘还没有表示出“那个意思”的时候，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等国统区回来的中央要员，在这个场合连党员都不是的王光美竟然不但被邀请，而且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的第一桌，听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王说，到了这时她才知道刘少奇“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中央代理主席。”这当然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
当刘少奇对王光美表达了“那个意思”之后，王提出要了解他个人的历史，刘让她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王光美提出要了解他的婚姻史，刘让他去找邓颖超。当王光美找到安子文时，她说安的口气听上去似乎她“已经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了”似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刘少奇对他的兴趣的背后，确实有整个中共中央的组织机器和人事关系在起作用。因此，这样的婚姻，决不是什么纯粹私人性质的问题。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中，王光美说刘少奇在和他见过两次面后就有了“那个意思”，第三次见面就问她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行动，第四次见面就表达了愿意跟王“好”的意思。
与此同时，中共一些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朱德夫妇和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人，热心帮助王接近和了解刘。当刘向王表达了心意后，当天晚上中央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叶剑英等从国统区回来的中央要员，在这个场合连党员都不是的王光美竟然被安排和刘少奇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坐在第一桌。
所以，刘少奇对王光美的感情并不是在经过相当的交往和了解之后产生的，更没有所谓“谈恋爱”的过程，而是非常直截了当。那么，就算是“一见锺情”，也要等对方的答复吧？但没等到王答复，中共中央就把王光美安排到了中央晚宴的第一桌，中央其它要员对王也表现出关心和尊敬。当王光美提出要了解刘少奇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时，这些纯粹个人性的要求本来应该是“谈恋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刘却要王到中央组织部门和其它领导人那里去了解。
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有过五次婚姻，年过半百；而王光美只有二十七岁，不但是公认的美人，而且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英文流利，没有婚史。在这样一个年龄、地位和个人经历的差异下，短短的四次见面之后，刘和王就确定了关系。对于任何对世态人情有起码现实感的人，《王光美访谈录》中所提供的这段历史都远远超出了私人婚姻的范围。
这并不是说两个在各方面反差都太大的人不能结为夫妻。但是婚前的了解和感情的培养即使对于年龄相仿的人来说也是必须的，何况是一对相差将近30岁的人。这也不是说组织安排的婚姻就不会有幸福，我们可以充分相信刘和王有过幸福的家庭生活，但这正如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下也会有幸福家庭，而人们并不能拿这种幸福家庭的存在来说明这种婚姻制度和习俗的合理性。何况在刘和王的结合中组织的干预几乎成了权势的炫耀，远不是介绍和安排。
刘少奇和王光美之间的婚姻其实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婚姻的一个缩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口口声声讲阶级成分，讲思想改造，讲男女平等。但看一看他们的婚姻对象，有几个是出身工农、经历生死考验或是吃过苦？又有几个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相反，他们看中的都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即使不说家庭出身，她们本人起码是小资产阶级。刘少奇是中共组织工作领导人，思想改造的倡导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而王光美连党员都不是，但刘竟然一见之下就不但产生了“那个意思”，而且还利用他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权势去达到目的，不要说“共产党员的修养”，连起码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警惕性都没有了。而中共中央机关竟然也就不但对王敞开大门，而且竭力促和她和刘的婚事。
中共的革命不但自称是“改天换地”或者“开天辟地”，要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彻底决裂，但别的不说，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婚姻，人们就不难明白，这个革命其实是历史上两性关系中最恶劣形式在20世纪的重演：身居高位的男人利用权势排斥男女关系中的自然竞争，确保自己获得年轻漂亮的女性，为此甚至不顾自己政党所提倡的最起码的政治教条。作为有魅力的女性，常常是还没有和“革命”相结合就被领导革命的男人结合了。当这种婚姻和男女关系在高层领导人中成为常态并受到“组织”的默许甚至纵恿时，人们还能指望这样的革命能实现它所许诺的“平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