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13 03:03:33作者：思敏
有不少海外归来的亲朋好友，在他们的谈话中，往往哀叹大陆人因受资讯的封锁，显得冥顽不灵，愚钝麻木。这话说得有它的道理，要说起什么争民主要自由来，未必大陆人都有兴趣，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嘛，从小就习惯了。即使这样一批对民主自由没有多大兴趣的人，最近却经常来我这里商量要移民的事。
要移民离开北京的三大理由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的是，在北京这个地方，不光是那些党政高官们把自己的子女们送到国外，其他的普通人家，也纷纷用各种途径把子女送往国外，找我来的基本上是这类人，归纳起来，他们要走的理由，不外乎是这么几个：一个是北京的水越来越不好，尽管官方一直在说北京的水是国际上公认的优质水，可是这水喝在口中经常有一种怪味，那是过去没有的，加上官方经常不说实话，既然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为了稳定什么瞎话不能编哪！所以大家每天喝水心里都不踏实，老在想不知又会诱发什么病，这是其一。第二就是空气，北京是全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现在这则消息几乎已经是尽人皆知，想想每天光呼吸这口气，就相当吸两包烟，得肺癌还不是早晚的事吗。本来还指望二○○八年的奥运会，政府会整治一下这污浊的空气，可是几年下来，不见其好反见其坏，终于绝望。接下来第三条是他们最害怕的，那就是生了病怕上医院，钱还是第二位的，就是信不过这里唯利是图医德败坏的医生。
下面就是他们给我讲的几件事：
周末不接生医生护士不上班。解放军总医院，又叫三○一，我们住在军队大院的职工都在那里看病。老百姓都知道，那可是中国顶尖级的大医院，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住院的地方，能错得了吗！也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的一位战友，把她即将临盆的女儿硬是叫回了国内，没想到这个决定居然搞得他们全家日夜不宁。先是托熟人走后门外加送礼就忙活了一大阵，接下来住进去又是一番心惊胆战，她们发现在周六和周日，整个产房静悄悄的，医生和护士也基本不上班，蹊跷的是住院的产妇居然也没有一个临盆。接着，他们便发现了这个令人恐怖的原因：原来，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为了能保持正常的周休两日，根据产妇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他们打了催产针和保胎针，要么让她们提前在周五生，要么延长到周一再生。让她庆幸的是，她的女儿的预产期是周三的一天。
至于产妇所需的费用，根据这个医院通行的价码，除了要给接生的医生红包外，所有参与给她女儿接生的医务人员，都要供应一个盒饭，当然这笔费用是由产妇负担，而且这个盒饭的价值必须是五十元人民币的，还要备两箱饮料，院方点名要喝红牛牌的（是当时北京市场上最贵的一种饮料），这饮料还好办，盒饭就难了。北京各饭店的盒饭一般都是卖给上班族和计程车司机的，一般是五元或十元，根本没有五十元盒饭的市场需求，也就没有这种食材备料，结果是全家人为了找能做五十元钱盒饭的大小饭店，不知碰了多少钉子，说了多少好话，总算是有一家勉为其难应承了下来 ......
听了她的故事后，我苦笑着说：“将来的孩子们就没法算命了，这医院把人的生辰八字都弄乱了。”
我没有妇产科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这种人为地干预会给母亲腹中的婴儿带来什么后果，我只为这些医生的自私和冷血感到周身寒冷，心里哆嗦。这是一个或早或晚人人都会和它打交道的场所，到时真是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
花钱一万多耳聋又耳鸣
一天，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来访，落座后，他忽然发现不对，让我换到他的右侧座椅，他看到我不解的神情，于是向我讲了一段他在三○一看病的辛酸遭遇：
“你们那个三○一啊，可把我害苦了，我这左边的耳朵不知是岁数大了还是因为什么，基本上失去听觉了，在哈尔滨跑了不知多少个医院，都没治好。儿子在北京工作，来信让我到北京配个助听器，我就来到你们三○一医院，那个给我看病的大夫说，你配个助听器花三千元，你不如再花两千块钱，我可以恢复你的听力，我一听这话，真是大喜过望，真不愧是国家级水平，那些省市医院根本比不了，于是马上办了住院手续。
可是手术过后，听力和原来一样，还是听不见，我就急了，儿子陪着我，找到他们的主任，告了状。后来他们把解决的办法告诉我：再交五千块，由主任亲自给我动刀。我一开始想不通，凭什么再交钱哪，可儿子让我答应下来，他的理由是，三○一的耳科研究所全国居首位，又是主任给动手术，要不是这次出了问题，你想求还求不来呢，不就是钱吗，这钱我给你出。在儿子的说服下，我就乖乖的又交了五千元。
没想到动手术那天，主任刚把我的耳朵打开，忽然来了一个护士，把主任叫出去，谈她的级别待遇问题，这一谈就是一个多钟头，我终于按捺不住大叫起来，可万万没想到，没把主任叫来，反倒把头一次给我动手术的大夫叫进来了，主任让那个护士纠缠着走不开，就又让这个大夫把手术做了，这次手术的结果是：聋没治好，同时还添了一个毛病－－耳鸣。
我和儿子又再投诉，最后等来的结果是：再花七千元，由主任动手术，疗效不做任何保证。我对他们说，我斗不过你们，我死心了，我现在除了耳聋还能做点事，如果哪天我连事也做不成时，我就去自杀。”
我听得目瞪口呆，又一次觉得身体僵硬，脊背嗖嗖发凉。
回北京后，北京军区的一位战友告诉我一则消息：一位将军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因医疗事故死亡，家属不依不饶，虽位居高位仍然败诉，因为医院把病例全部改写。
战友凄凄地对我说：“把命交到他们手里，我真是不放心哪！”我答：“把命交到他们手里，我是不甘心。”不甘心又如何，再说十几亿中国人，能移民的、能逃出这个国家的，能有多少呢？
要移民离开北京的三大理由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的是，在北京这个地方，不光是那些党政高官们把自己的子女们送到国外，其他的普通人家，也纷纷用各种途径把子女送往国外，找我来的基本上是这类人，归纳起来，他们要走的理由，不外乎是这么几个：一个是北京的水越来越不好，尽管官方一直在说北京的水是国际上公认的优质水，可是这水喝在口中经常有一种怪味，那是过去没有的，加上官方经常不说实话，既然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为了稳定什么瞎话不能编哪！所以大家每天喝水心里都不踏实，老在想不知又会诱发什么病，这是其一。第二就是空气，北京是全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现在这则消息几乎已经是尽人皆知，想想每天光呼吸这口气，就相当吸两包烟，得肺癌还不是早晚的事吗。本来还指望二○○八年的奥运会，政府会整治一下这污浊的空气，可是几年下来，不见其好反见其坏，终于绝望。接下来第三条是他们最害怕的，那就是生了病怕上医院，钱还是第二位的，就是信不过这里唯利是图医德败坏的医生。
下面就是他们给我讲的几件事：
周末不接生医生护士不上班。解放军总医院，又叫三○一，我们住在军队大院的职工都在那里看病。老百姓都知道，那可是中国顶尖级的大医院，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住院的地方，能错得了吗！也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的一位战友，把她即将临盆的女儿硬是叫回了国内，没想到这个决定居然搞得他们全家日夜不宁。先是托熟人走后门外加送礼就忙活了一大阵，接下来住进去又是一番心惊胆战，她们发现在周六和周日，整个产房静悄悄的，医生和护士也基本不上班，蹊跷的是住院的产妇居然也没有一个临盆。接着，他们便发现了这个令人恐怖的原因：原来，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为了能保持正常的周休两日，根据产妇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他们打了催产针和保胎针，要么让她们提前在周五生，要么延长到周一再生。让她庆幸的是，她的女儿的预产期是周三的一天。
至于产妇所需的费用，根据这个医院通行的价码，除了要给接生的医生红包外，所有参与给她女儿接生的医务人员，都要供应一个盒饭，当然这笔费用是由产妇负担，而且这个盒饭的价值必须是五十元人民币的，还要备两箱饮料，院方点名要喝红牛牌的（是当时北京市场上最贵的一种饮料），这饮料还好办，盒饭就难了。北京各饭店的盒饭一般都是卖给上班族和计程车司机的，一般是五元或十元，根本没有五十元盒饭的市场需求，也就没有这种食材备料，结果是全家人为了找能做五十元钱盒饭的大小饭店，不知碰了多少钉子，说了多少好话，总算是有一家勉为其难应承了下来 ......
听了她的故事后，我苦笑着说：“将来的孩子们就没法算命了，这医院把人的生辰八字都弄乱了。”
我没有妇产科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这种人为地干预会给母亲腹中的婴儿带来什么后果，我只为这些医生的自私和冷血感到周身寒冷，心里哆嗦。这是一个或早或晚人人都会和它打交道的场所，到时真是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
花钱一万多耳聋又耳鸣
一天，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来访，落座后，他忽然发现不对，让我换到他的右侧座椅，他看到我不解的神情，于是向我讲了一段他在三○一看病的辛酸遭遇：
“你们那个三○一啊，可把我害苦了，我这左边的耳朵不知是岁数大了还是因为什么，基本上失去听觉了，在哈尔滨跑了不知多少个医院，都没治好。儿子在北京工作，来信让我到北京配个助听器，我就来到你们三○一医院，那个给我看病的大夫说，你配个助听器花三千元，你不如再花两千块钱，我可以恢复你的听力，我一听这话，真是大喜过望，真不愧是国家级水平，那些省市医院根本比不了，于是马上办了住院手续。
可是手术过后，听力和原来一样，还是听不见，我就急了，儿子陪着我，找到他们的主任，告了状。后来他们把解决的办法告诉我：再交五千块，由主任亲自给我动刀。我一开始想不通，凭什么再交钱哪，可儿子让我答应下来，他的理由是，三○一的耳科研究所全国居首位，又是主任给动手术，要不是这次出了问题，你想求还求不来呢，不就是钱吗，这钱我给你出。在儿子的说服下，我就乖乖的又交了五千元。
没想到动手术那天，主任刚把我的耳朵打开，忽然来了一个护士，把主任叫出去，谈她的级别待遇问题，这一谈就是一个多钟头，我终于按捺不住大叫起来，可万万没想到，没把主任叫来，反倒把头一次给我动手术的大夫叫进来了，主任让那个护士纠缠着走不开，就又让这个大夫把手术做了，这次手术的结果是：聋没治好，同时还添了一个毛病－－耳鸣。
我和儿子又再投诉，最后等来的结果是：再花七千元，由主任动手术，疗效不做任何保证。我对他们说，我斗不过你们，我死心了，我现在除了耳聋还能做点事，如果哪天我连事也做不成时，我就去自杀。”
我听得目瞪口呆，又一次觉得身体僵硬，脊背嗖嗖发凉。
回北京后，北京军区的一位战友告诉我一则消息：一位将军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因医疗事故死亡，家属不依不饶，虽位居高位仍然败诉，因为医院把病例全部改写。
战友凄凄地对我说：“把命交到他们手里，我真是不放心哪！”我答：“把命交到他们手里，我是不甘心。”不甘心又如何，再说十几亿中国人，能移民的、能逃出这个国家的，能有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