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共“苏区”（上）
成用：１９７０年二月的一天，我正在“北大荒”修理地球。突然传来消息，说“红旗杂志”要发表重要新闻。我们以为又是毛有“最新指示”，就找来了锣鼓准备游行庆祝。没想到广播里传来的不是“指示”，却是“五首革命历史歌曲”。大家非常纳闷，但也打心里高兴。
逢时：高兴什么？
成用：不用游行了。
逢时：你说的“五首革命历史歌曲”是不是《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几个歌？
成用：对。再加上《抗日战歌》、《工农一家人》和《战斗进行曲》。
逢时：除了“五首革命历史歌曲”，那会儿还有“五首陕北革命民歌”，也流行得轰轰烈烈。
成用：那是一年多以后的事。记得是１９７１年的１２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又大张旗鼓地发表了“五首陕北革命民歌”，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和《工农齐武装》等，可称是早先发表的那批“革命历史歌曲”的姐妹篇。
逢时：一会儿“二踢脚”，一会儿“姐妹篇”，真是祸不单行。
成用：用党的“喉舌”发表歌曲，并强行让全国人民作为“政治任务”来唱，这是一件正常社会中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虽说只是几只歌，而它对中共来说可非同小可。原始的“五首革命历史歌曲”产生于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口号的“左联”时期。而“五首陕北革命民歌”则在“中国革命的摇篮”，“苏区”延安出笼。显然，被改头换面的这些歌曲成了在马列主义颠覆之下中共“党文化”的“家珍”。
逢时：另一方面，在几乎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被封杀的文革混乱时期，两次歌曲的发表下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文革在文化战线上的目标，就是要纠正一切偏离“革命”的倾向，坚持纯粹正宗的“党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共用歌曲来进行基础“党文化”的灌输。
(图一)：出版于“左联”筹备期间的《新俄文艺政策》﹐1929年﹐冯雪峰译。
成用：要说苏共的“党文化”对中国的早期影响，大概应从“左联”谈起。“左联”的全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于三十年代初期成立。这个时间很重要，别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是在１９３４年的苏联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的。
逢时：“左联”的成立可以说是为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中国的颠覆作了组织准备，与苏共成立全国作家协会异曲同工。
成用：正因为这样，“左联”的旗帜具有鲜明的苏共色彩，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１］。自“左联”成立后，仅音乐界的“左联”分支就有，１９３２年成立的“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１９３３年成立的“中苏音乐学会”，１９３４年成立的“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２］。
逢时：“左联”从一开始就把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当圣旨，以宣传马列主义为“伟大的启蒙”，连篇累牍地在报刊上宣传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很多马列的著作都是在这个阶段由“左联”的作家翻译成中文。“左联”的重要领导人周扬甚至在苏共仍在酝酿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１９３３年底就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个“主义”［３］。
成用：前面说的“五首革命历史歌曲”基本上出于“左联”音乐家之笔。你说，对“左联”的音乐活动应如何评价？
逢时：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过去在中国所听到的说教是，“左联”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以后的“新中国”音乐奠定了基础，等等。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两个基本事实，一，文革中发表的“五首革命历史歌曲”已不是原始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关键的歌词经过“重新填词”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抗战时的中国人民根本没听过这些“新编历史歌曲”，如何被“鼓舞”？二，“左联”成立的最初目的其实与“鼓舞抗战”无关，正如前面所说的，是为了传播马列主义，为了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由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领导文化革命”。［４］
（图二）：“红军”在中共“苏区”的标语
成用：容我插一句，建立“苏维埃”政权，不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成立一个“外国”吗？
逢时：确实如此。看来“分裂祖国”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自己。
成用：说起“重新填词”，“五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第一首，聂耳与田汉的“毕业歌”是个绝好的例子。原始的歌词应该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亡……”。可１９７０年重新发表时歌词却变为“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争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著共产党，拿起枪……”。
逢时：聂耳与田汉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这首歌的原曲确实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可其中最大的“疏忽”是没有突出“党的领导”。聂耳幸亏死得早，要是活到文革，大概逃不脱与田汉一起坐牢的命运。
成用：这就是“重新填词”的全部目的，——通过修改“历史歌曲”来编造共产党领导抗战的谎言。五首歌曲中多处被塞进了“跟著共产党”“跟著毛主席”的词句。因此，重新发表时作曲者们有幸被保留，而作词者则被“一网打尽”，统统代之以“集体重新填词”或“集体改词”。
逢时：“重新填词”似乎是“党文化”歌曲的一大特点，连“国歌”也一度被“重填”。给历史歌曲“重新填词”尤其荒唐，改了词的“历史歌曲”还可称为“历史歌曲”吗？
成用：可荒唐事却被当时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说得让人目瞪口呆：“……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５］。
逢时：党公开地在党报上修改历史，以改了词的“历史歌曲”歌颂自己，可能是中共的一大发明。
成用：由此可见，中共的“历史歌曲”是绝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否则就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
逢时：没被“重填”过的历史歌曲对中共来说充满了隐患，一不小心就会露出被歪曲了的历史真相。一曲“到敌人后方去”从小唱到大，光动嘴不动脑子。直到某个早晨一觉醒来方觉不对劲：打日本怎么就只“到敌人后方去”而不上前方呢？
成用：那是为了实现中共的首要目标，扩大地盘，建立红色根据地。再说，中共所宣传的“抗战”歌曲中有哪一首表现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包括“黄河大合唱”在内，唱的全是“游击健儿”、“青纱帐里”、“土炮洋枪”、“大刀长矛”等等。难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仅靠游击战就能打赢？
逢时：表现国军正面战场的抗战歌曲不是没有，黄自创作的“旗正飘飘”就是其中之一，但中共几乎不提。
成用：其实由麦新词曲的“大刀进行曲”原本表现的也是正面战场的国军，因此必须大作手脚才能发表。此歌原来的副标题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二十九军就是国民党正规军，浴血奋战在抗战的前方。副军长佟麟阁上将１９３７年于北京南苑战死在疆场。而我们熟知的“大刀进行曲”中，“二十九军”已不见踪影。“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爱国的同胞们”；“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改成了“前面有工农的子弟兵”；“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逢时：有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纲领，不可思议的荒谬就变成了无可非议的名正言顺。怪不得“红旗杂志”编者按把“为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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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左联”的风风火火，基本上是“国统区”里“苏共秀才”们的场面。“土包子”毛泽东不太有机会插嘴。随著毛领导的“工农红军”１９３５年在陕北落脚，中共文化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白区”转向“苏区”。
逢时：也就是从“五首革命历史歌曲”转向“五首陕北革命民歌”。
成用：这回毛可有了用武之地。如果说“五首革命历史歌曲”为的是宣传“共产党领导抗战”，那“五首陕北革命民歌”的主题则是“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这就是为什么这五首歌本来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准备１９７１年向“党的五十岁生日献礼”，但中共却拖著迟迟不发。直到１２月２６日毛的生日，才作为“供品”献上，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逢时：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欢欣鼓舞”的吗？
成用：我在北大荒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器乐合奏“军民大生产”每次都是“压轴”戏。有一回大家心血来潮，奏最后一段时集体摇头晃脑，左右摇摆。台下掌声雷动，“欢欣鼓舞”，可没想到我们却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
逢时：这叫吃力不讨好。
成用：领导说我们不严肃，把“革命民歌”搞得像“爵士乐”“摇摆舞”。
逢时：有意思。除非“偷听敌台”，我很怀疑这位领导是否听过“爵士乐”，看过“摇摆舞”。
成用：言归正传，这些“陕北革命民歌”出笼的经过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主题。我们可留在下面延安的“新民歌”中再详谈。
逢时：可以说，延安时期对中共的起死回生至关重要，是抗日战争给了中共以喘息的机会。毛一站稳脚跟就腾出手来在“延安整风”中清洗了异己，巩固了权力，确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中共居然有雅兴在抗战烽烟滚滚的１９３８年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成用：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二踢脚”。在毁灭人的肉体的同时，也要在文化上消灭人的思想和精神。
逢时：“鲁艺”的成立距苏共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四年，这四年是否可称是中共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世的准备阶段？
（图三）：毛泽东在延安宣讲马列
成用：是这样。毛经过一番盘算，决定慎重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词语，而将其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或“抗日现实主义”并提。虽然他本人从未说明其中的理由，但从毛本人的一贯性格来看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毛决意要和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划清界限。二，当时的苏联文坛上存在的某些西方倾向令毛不安。尽管如此，毛在“鲁艺”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已把苏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初步阐述。四年后，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笼，明确提出了“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系统介绍了苏共的文艺政策。
逢时：大陆人都知道，“讲话”是中共夺权后所有“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指南”，被称为马列主义的新的“里程碑”。我们不是一贯被灌输，这是毛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是“纲领性的文件”吗？但在了解了苏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再回过头来看“讲话”就知道，其中的观点在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学说中到处可见。有些语言，如“革命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等等，已很接近苏共的原话，很难找到什么新鲜的东西。
成用：新鲜的也还是有一些，我们下面再谈。余英时教授曾把中国农民革命称为一种“边缘现象”，这个说法一针见血。中国的农民革命最初是由一批社会的“边缘人”折腾起来。毛本人就是个被“边缘化”的失意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煽动起在农村中的一些“惰民”与游手好闲之徒，搞起了这场革命。
逢时：据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有不止一个版本，在最初发表时毛明确提出了要依靠农村中的地痞流氓。
成用：此文首发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刊物《战士》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再发表时，这段话却被删去。
逢时：“为社会所唾弃之辈”不正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边缘人”吗？
（图四）：一群“边缘人”在陕北
成用：看来中共也很忌讳“边缘人”这个形像。
逢时：正是这样一批“边缘人”经过“长征”大难不死，辗转来到了陕北。正逢“北方吹来十月的风”，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传入中国。至此，酝酿一种“边缘文化”的“理论”与土壤均已具备。
成用：生于本土，蜕于传统，又得苏共“党文化”颠覆人类普世价值的真传。这一影响了今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怪胎便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繁衍了起来。我称之为“窑洞文化”，这就是中共“党文化”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