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著作郎邓世隆上表将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太宗对邓世隆说：“我主持国事发出的诏令，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史书上已经记上，足可以传于后世。如果办事不效法古代贤者，政治腐败，危害人民，虽然有辞藻华美的文章，终究要留给后人耻笑，这不是我需要的。不过象梁武帝父子和陈后主，隋炀帝，也大有文集传世，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大多违反法度，国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灭亡了。大凡君主只在于道德品行，何必要从事文章的写作呢？”
太宗始终没有同意给自已编辑文集。
当权者居于高位，其一言一行就像日蚀与月蚀一样，众人都看得见，其所作所为，天下人都记住了，文选文集又何益之有？所以太宗看破功名，只注重自已德行，时刻关切民生为要。太宗掌权后认真吸取隋朝灭亡教训，确立民本思想。太宗在贞观开元之初，就明确地对侍从大臣说明自己的君道观念，他说：“当帝王的的法则，必须先保存百姓，如果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饱了，人也活不成了！”君明臣直，言路大开，诤贤金贵，则国计博咨于众，社稷自主于民，“无为而治”，尽量让民众当家作主，太宗没有专断独行，奸佞诌谀无以得逞。不久，铲平祸乱，重整纲常，恢复道德，天下牛马遍野，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开创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表现为盗贼不起，人心归附，牢房常常空空如也！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很高，可能是世界第一吧。
在国家大治的同时，唐朝领导者之清廉亦可圈可点，足令我们现代官员汗颜。户部尚书戴胄死时，因为他的住宅破烂简陋，竟至于没有一处地方可辟作灵堂，以供他的亲人和朝廷官员前来祭奠；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是第一丞相了，可他家里连正室都没有一间。等到他死时，就只好停枢在侧室；岑文本，官居中书令，应当是有权有钱，家里也应很排场。然他住的是一处低矮简陋的房子，房子里，厅室之间也没个帐帏挡掩饰。有人向他建议弄些钱买套像样的家产，岑文本感叹道：“我本是个普通百姓，也没有过汗马功劳，只凭一些文墨工作，官职到了中书令，这已是到顶点了。我已享有很高的俸禄，忧惧已经很多，还能再说添置产业吗？”；魏征家里的住处，也像温彦博家，没有正堂……唐太宗本人也力戒劳民伤财的事，凡事谨慎，因为太宗知道，隋君无道，他才得以取胜。
唐中央要员如此典范表率，下面想出贪官大抵就很难了。这样，国家不富强祥和才怪呢！可以说，当时的唐朝统治者真正想人民所想，念人民所念，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代表了唐朝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统治者从来不欺世盗名，自吹自擂，连皇帝的文集都不让出版！这真是倍受世人尊崇怀念的时代，太宗文集虽然没出版，但世世代代都记住他，不但中国人记住他，全世界都记住他，日本人至今仍在研究他，学习他！
这令我想起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伟大”的霍查同志，这家伙出版过不少文集著作，可是后来他的文着全被愤怒的人们烧毁，霍查大学也改了名。原来他1945-1985年专制腐败的执政史无论如何也不是有名无实、词藻华丽的文选能掩盖的，他的执政德行舍本逐末，能改变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的感受吗？恃逞强权出版的文集只能令他蒙上更大的耻辱而被天下人笑话。又罗马尼阿的齐奥赛斯库总统，在被枪决前亦有不少文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汗牛充栋。他在中央全会上的最后一次讲话激起十余次雷鸣般的热烈掌声，被他掌控的媒体吹成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云云。可是，独裁就是独裁，不得民心就是不得民心，他的文着，他的重要讲话指示，他的偻罗们的附和掌声终究改变不了自已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所以，遵循民意、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方是上策。历史自有记录，何须再画蛇添足、掩耳盗铃？愚蠢不可救药的人才会舍本求末、乐此不疲。
反思中共国，先有毛选，连篇累牍达五卷，事实胜于雄辩，毛的遗产是秦始皇加贫穷。再有邓理论，真相是改革开放加秦始皇，面对举国民主反腐诉求，太上皇自恃现代武器血洗天安门，其恶百倍于当年慈禧菜市口之斩杀六君子！
此后，贪污腐败成就为党的革命事业，结果，数百万农民穷得卖血度日，血祸震天，遗下大量爱滋孤儿哭天喊地，凄惨欲绝！央视播李立文穷得连自杀的农药钱都没有！江混十多年来，日均五百农民含恨自尽，农民们对政府失望愤恨到了以死抗争的程度了-----这种空前绝后的“盛世”却被光明正大地宣称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氏文选何益之有？其精髓实质是资本主义加秦始皇！而且，为了兜售这些玩意，大量公用资源被盗用浪费，谎言欺诈完美至极！
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是老百姓真正所需！君明则臣直，我们对胡温新政依然寄于厚望，我们愿以此文作为执政者的一面镜子。
观今鉴古，正视现实。人民不愿将来有“胡选”什么的，因为，“皇帝的新衣”实在太难看，实在太羞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