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刘宾雁先生生前有一句这样的话：中国人的心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坏？
我想，人们都会明白刘宾雁先生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心都变坏了，无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好心肠的中国人还是时常可以见到的。但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大面积滑坡已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则是不争的事实。刘宾雁先生的感叹系对此而发。
一、中国人心变坏的表现
中国人心之坏当今主要如何表现呢？笔者觉得主要有这样两个表现：
一是为敛财不择手段。
有权有势的上层人士敛财途径主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空手套白狼”、贪污受贿、化公为私。其胃口之大是要一手摘下伊丽莎白皇冠上的宝石，所有的社会公理正义法制都当作垫脚石被他们踩在脚下。
中层人士是依靠手中的职务权力去盘剥被锁定的对象。例如前不久中国大陆报载电业局的中层干部年薪普遍有四、五十万，连一个抄表工的年薪都可达十万。垄断的电业行业以其职务权力盘剥着所有用户。最尖端的情况则发生在医院和学校。病人，尤其是外科的病人；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本都沦为医院和学校的人质。他们被医院和学校“绑架”。要想得到较好的治疗、要想保命么？要想考上好的大学么？请识相地缴交各种“苛捐杂税”吧。
下层人士则使出各种下作手段来敛财。以次充好，坑蒙拐骗。什么假酒、假药、毒米、毒腊肠、注水猪肉、涂腊水果……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二是人际关系冷酷无情
见死不救是冷酷无情的尖端表现。报载常有数十乃至数百人围观溺水者而不施救。或嘻笑颜开地围观欲跳楼自杀者，甚至催促叫道：“跳呀！快跳呀！怎么不跳了？”医院急救室门前长演着永不衰竭的冷酷剧——把交不足预付医疗费的伤病者拒之门外，任其死亡。
前不久报载一名女中学生因遭到老师过分责备，愤而投河自杀。其家长状告老师。公开审判时法官宣判该被告教师没有刑事罪责。在旁听席上的几十名教师竟同时起立鼓掌欢呼。即使从司法角度考量，该教师可不负刑事责任，但对一个年轻生命的就此殇亡，总该有伤感和叹息，怎能如此冷酷地鼓掌欢呼？
报载上届“人大”会议期间，医疗系统的代表不但对社会上对医疗单位极端缺乏救死扶伤精神的批评不予听取，反而指责社会大众对医疗单位有诸多误解成见。这个“指责”和法庭上教师们的“起立鼓掌欢呼”，交织出曾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称的教师和“白衣天使”之称的医生，现时是怎样一副冷酷无情的嘴脸。
二、文革动荡使中国人心怎样变坏
很多人都把当今中国人心之坏归罪于文革。文革确实荼毒中国人的灵魂，但当今中国人人心之变坏是否直接源于文革，确须作立体研究。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文革动荡中人心是怎样变坏的。
1、文革时期的保皇行径得到中共当局赏识促使一部分中国人良知丧失。
文革初期，中共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俗称老红卫兵)发动红色恐怖运动。仅在北京一地就用棍棒、军用皮带殴打死了1772个“黑五类”。随着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类似“老红卫兵”的保皇派组织都使用暴力(从棍棒升级为枪炮)屠杀成千上万的“黑五类”和造反派民众。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他们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受到提拔和重用。究其原因是他们使用这些暴力都是旨在保卫中共政权。
这里有个区别是，各基层单位的保皇派早在1969年共产党的统治秩序恢复后，就陆续被提拔、封官了。但高干子弟红卫兵们的升官图则来得很迟，只到八十年代他们才鸿运当头。
著名作家郑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68年秋冬中学生几乎悉数下农村时，老红卫兵们对他这类“狗崽子”说：“咱们二十年后见高低”。果然、二十年后他们要么作为中共的第四梯队步入政治权力中枢，要么在商界叱咤风云，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豪。而当年的狗崽子们则绝大多数仍压在社会底层。相比之下，当年的基层单位保皇派人士发迹虽早得多，但升官图却远不及他们璀灿，闹个处级，最多局级就到顶了。
然而无论如何，文革后的这种政治封赏使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极大染污。只要出身成分优越；只要死保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就有政治奖赏，这无疑使许多人良知泯灭，在行事时罔顾社会正义公理，为在共产党统治秩序中分得一份超常的利益而甘愿助纣为虐，丧失天良。
2、文革时期共产党所搞的政治迫害使一部分中国人人性泯灭。
文革之初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的第二次反右就迫使人们翻脸无情地去互相揭发、批判。这种冷酷惨剧不但发生在一般同事、同学之间，而且发生在朋友、亲戚之间、甚至发生在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接踵而来的红色恐怖运动的抄家狂潮中，更诱使、迫使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学生去斗争自己的父母亲，去带红卫兵抄自己的家。
文革几经反复后，终于在1968年夏秋以一场镇压收场，接着还有陆续三年的对前阶段造反民众的反复清算报复。在这不断的反复和持续的镇压中，共产党的镇压机器及其延伸物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出于自保心理去伤害他人或互相伤害。在此暗无天日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人性遭到深度的扭曲毒化。
3、文革动荡的反复无常冶炼出一些中国人的寡廉鲜耻。
文革初期林彪被捧为副统帅，他被说成是中共革命的最大功臣，井冈山朱、毛会师被篡改为毛、林会师。每逢开会，会议在敬祝毛万寿无疆后，都要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可是，曾几何时，林彪非命死于蒙古沙漠后，又成为从来就专搞阴谋诡计的千古罪人。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遭到严厉批判。1974年邓复出，仅一年后邓小平又被批判。1978年邓小平再度复出并成为执掌大权者。
江青曾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可是十月事变后她成了臭狗屎一坨，被说成是一个心地偏狭、专门迫害无辜的无耻小人。
在这一连串的江河变幻中，中国练就出一批永远正确的人物。他们刚带领群众高声歌颂林彪，把反对林彪的民众打成反革命，甚至把这些民众判处死刑。不久，他们又带领群众去批判林彪；去声讨林彪的滔天罪行，却完全不须为自己前阶段的行为负责。更无丝毫的内疚自责。
他们曾带领群众去批判邓小平走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可是后来毛让邓“重新站出来工作”，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表示坚决拥护。不久毛又要打倒邓，他们又一次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带领群众“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卖力地追查参加过“四五”运动的群众。当邓小平再次复出时，他们则“激动万分地”拥护党中央英明的决定，歌颂邓小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频繁地变脸，他们没有丝毫的为难。
他们曾对“江青同志”赞扬备至，肉麻地吹捧她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可是在江青倒台后，他们又用尽各种最挖苦的语言去讽刺、诅咒她。把江青贬辱成政治小丑似的恶妇。如此前恭后辱，他们丝毫不难为情。
这些人寡鲜廉耻、随风摆柳、政治人格极为低贱，绝对附和政治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没有正义、没有公理，只有依附强权，并从中获得或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的心机。为此他们还不惜残酷镇压那些有政治主见，不像他们那样做变色龙的人们。
这种人在共产党的中央有；省市机关里有；各基层单位里更是比比皆是。他们是朝朝不倒的政治红人。他们总是正确、总是先进。但是，他们的心其实是最黑的、最无耻的。对中国社会的这一群体，不妨给他一个名称“黑心变色龙”。
三、邓小平转换阀门和“黑心变色龙”群体的示范驱动作用
政治迫害导致良知丧失、人性泯灭是共产党专制戕害下由来已久的产物，非始于文革。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都贯穿这种悲剧。甚至共产党的官员本身都会成为这种悲剧中的演员。例如赵紫阳先生抗战早期投身中共“革命”，全国土改时已官至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他在广东领导土改，而他的父辈却在家乡被暴力土改杀害。赵紫阳对此不敢置一词。而有的中共干部就是由于出面保自己的地主父辈遭到贬斥甚至严厉肃整。共党专制就是一贯这样以所谓党性来摧残人性。
这种在“忠实于革命事业”、“政治上要求进步”等冠冕堂皇的共产党行话包装下的是一颗极端自私冷酷的心。很多人都在这种阴森的精神毒化下变成了亲情泯灭的伪君子。只有很少数像赵紫阳先生那样的正直之士才能最终挣脱出来。
亲情本来是人性的基本。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能得到倒行逆施的当权者的接纳；能得到专制势力的豁免而不惜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那就无可指望他对其他人还能友爱。当今中国大陆人与人之间冷漠乃至恶劣的人际关系跟共产党几十年来对中国人亲情的摧毁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
然而，尽管共产党的由来以久的政治迫害是造成中国人良知泯灭的根本原因，但若要使这种泯灭表现为面积最大化的人心变坏则还需要另有契机。因为那种为自己消灾避祸、或为自己攀上高枝而不顾亲人之情、朋友之谊、同事之睦去加害之的作法，主要发生在政治运动之中，而政治并非一般人的第一需要。只有当某种啃噬人类良知的细菌无时无处不可以逞威时，换言之，只有当攫取经济利益的企图心无限制膨胀时，中国人的心才会发生面积最大化的变坏。
中国社会从政治迫害急速转向疯狂攫取经济利益的转换阀门是由邓小平开启的。
政治迫害不能毁掉一个社会，因为政治迫害必然会造就它的对立物——反政治迫害。苏共斯大林的政治迫害终究导出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毛泽东的文革清洗和文革镇压，最终催生了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尽管对中国人的良知有极大摧残，但良知终未泯灭。文革其实是一把双面刃，它既荼毒了一部分人的人性，也促使了一些人的觉醒。1978年底，刚从一场持续十二年的迫害中走出来的一代大龄青年，发动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民刊、民主墙运动，就是鲜明的例证。
然而，邓小平牌号的经济攫取欲则可以毁掉一个社会。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不像政治迫害那样，先天就决定哪些人可以去迫害别人；哪些人注定要被迫害；哪些人摆动在两者之间。邓小平牌号的经济攫取是所有人都可以去进行的，它是可以促使所有人变疯狂的催情药。如果说在这种催情药下还有人没疯狂的话，那有可能只是催情药暂时还没发生药力而已。至于对这种催情药有抗体的人，那就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了。
在同种催情药的作用下首先疯狂的是“黑心变色龙”群体。因为它们体内本来就具有“疯狂”的基因。从前他们曾疯狂地实施政治迫害，现在他们就要疯狂地攫取经济利益。邓小平开启了转换阀门，“黑心变色龙”阶层急剧变疯的速度令人目瞪口呆、瞠乎其后。
曾几何时，“黑心变色龙”群体还在“继续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扫清‘四人帮’余孽”，而今，言犹在耳，“黑心变色龙”就变调唱起“恭喜发财”的新曲。这充满商贾油腻味的并非新曲的“新曲”，咋出自前不久还大声疾呼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黑心变色龙”们之口，真令人无法接受，似有时空倒错之感。但这毕竟是事实。
这“恭喜发财”决非说说而已。这些在文革中保当权派有功、镇压造反派有功而升任企业单位领导职务的“黑心变色龙”们首先以发各种奖金打开局面，在工人得到为数有限的超产奖时，他们自己得以巧立名目攫取各种大额奖金。继而，以价格双轨制和计划外销售等为标志的企业单位“扩权”使他们更是大显身手，合法的提成奖和不合法的回扣等都使他们的经济所得急剧增加。“黑心变色龙”群体把他们当年用于迫害无辜以捞取政治资本、入党升官的劲头迅速转向敛财聚富。他们当年有那么昧着良心去迫害他人，今天就同样有那么昧着良心去敛聚不义之财。如果说“黑心变色龙”群体的下层鉴于其道行有限，还只能在企业“扩权”的笼子里变戏法的话，那么其上层就以倒卖指标、批文之类致日进斗金了。
当民众发现自己领着为数有限、且日见缩水的奖金，单位领导和各级官员却大秤分金银时，他们与学生们一起发出“打倒官倒”的怒吼。可是，邓小平基于其保权的偏执和暴戾的性格而残酷地镇压了八九民运，把“打倒官倒”的呼声淹没在血泊之中。当他从狂暴的镇压亢奋中缓过气来后，自知如此大片的血迹难以抹去。为了冲洗手上血腥的气味，邓小平开大转换阀门。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全社会都去赚钱吧！在赚钱的狂潮中昏了头的人们不会再有心情、有目力去关注我手上的血迹。在邓小平的倡导下，“黑心变色龙”群体更加肆无忌惮了。
然而，大约在新世纪降临前后，“黑心变色龙”群体的鸿运纷纷走到尽头。退休制使共产党官僚阶层的后来者们有不允许他们恋栈、并取而代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虽然“黑心变色龙”群体逐渐退出官场，但其开拓的敛财聚富事业非但没有家道中落，反而被他们的后继者推向更眩目的辉煌。当今共产党的官儿们，不但花样百出、肆意妄为地盘剥平民，甚至连外商巨贾都敢玩于股掌之中。在共产党中央大人物中都有头有脸的霍英东竟被一个小小的毫无“革命”资历的开平县委书记耍得钱财痛失却哑子吃黄莲，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种社会情势下，民众的主体意识终于“转弯子”了。官倒是打不倒的。既然如此，何不效仿他们。州官放大火，我们点点小灯吧。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民众对官倒贪赃已见怪不怪，非但懒得去抨击谴责，而且动脑筋、找窍门，竭力使自己在这历史大潮流中不要太落伍，也能去弄弄潮，搞到些外快乃至横财。也即，民众在相当程度上被主导社会的统治阶级所同化。那催情药终究在全局上发挥作用。中国人的心就如刘宾雁先生感叹的那样：“怎么变得那么坏？”了。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这样一副图景：共产党官僚固然在利用手中的社会公权力大贪。而民众也在利用手中的职务权力、职业便利去小贪。共产党贪的是带整体性质的民脂民膏，民众贪的往往是另一民众的劳动所得。换言之，民众之贪最常见的形式是互相割肉；互相啃噬。
利用职务权力去贪，最高段位表现于医生和学校领导及部分教师身上。其段位之高有时使官员都要因之折腰。一个处长、局长为了保命，或为了自己的子女进入名校而向医生、教师、校领导献上谄媚之笑和塞满钞票的红包。官员尚且如此，遑论一般民众。如果说名校可以不读，教师的脸色可以不看，但蚂蚁且惜生，何况是人？故在医生面前力表谦恭是人之常情。但仅仅谦恭往往无济于事，钱才是关键。这就是医院急救室门前冷酷剧上演不衰的原因。不先交足预付医疗费，死也不救你！
被医生、教师啃噬了的电业局职员自有他的办法来盘剥用户；被电老虎啃噬了的出租车司机看准机会时痛宰一下乘客；被出租司机痛宰的商贩以次充好坑骗顾客以捞回损失……在这森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中总有最底层无力反噬的社会群体。这个被啃噬得遍体鳞伤的弱势群体对社会、对其他群体充满仇恨。这个仇恨常态处于抑制之中，但有时会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发泄出来。其发泄对象往往不是连环啃噬中的大鳄，而是无辜者。戴厚英救济帮助她老师的儿子却被他劫杀；周里京的妻子为照顾乡亲，特别把新居的装修业务交给他们做，亦遭他们劫杀。这就是典型事例。还发生过许多这样的惨案：一些人发现乡亲中某女子因卖淫、三陪赚到可观收入，而设计将她杀害，卷走其钱财。尽管从八十代到现在共产党年年“严打”滥用死刑，但这类为财杀人的恶性案件不减反增，时时见于死刑布告。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是应该的；从苏式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也是需要的。但这个转变必须有有一个适当的过程，特别需要有民主政治与之配套。邓小平坚持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无论是搞企业扩权、股份制、私有化、引进外资都不可避免地形成共产党官僚对社会财富的第二次掠夺——1957年“私营工商业改造”可视为为第一次掠夺。譬如在私有化过程中，共产党官吏(原国营企业领导人)将厂子贱卖收取高额回扣，或干脆将厂子贱卖给亲属。又如从农民手中低价贱买土地，再高价出卖给发展商。这些高超的敛财术早已使昔日的计划外销售一类雕虫小计黯然失色。失去社会监督的所有经济改革措施，即使其构思之初不无可取之处，也一定会在实施中走样变形。当新世纪愈来愈深地走入人类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奇迹更加令人眩目。可是外界的人们只从中国东南沿海大中城市的霓虹灯来解读中国的“繁荣”，却不知晓中国腹地村镇的日益凋敝。而这繁荣和凋敝正是从两端推进性地腐蚀蚕食着中国人的灵魂。
文革动荡使当今中国人心之变坏，其作用是间接的。它曾使人性泯灭，但那政治性的人性泯灭变成经济性的人性泯灭必须有一个转换机制。文革动荡使保皇的社会势力空前得势，这使“黑心变色龙”群体得以强势麇集，文革的数度反复更练就了他们的寡廉鲜耻。这势力的强势和寡廉鲜耻的素质是使他们成为当今中国人心大面积变坏的示范者、驱动人。
邓小平牌号的经济改革——从政治迫害到经济攫取的转换阀，与“黑心变色龙”群体及其后继者的示范驱动作用相结合，这才是中国当今面积最大化人心变坏的直接原因。面对这种现实能不触目神伤？只是，幸亏在中国这喧嚣的排空浊浪中还能见到清泉。那就是“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式的奉献和以高智晟为代表的一批维权志士的抗争。他们在呼唤人性、重建良知、追求公理。他们的奉献和抗争使我们知道，尽管共产党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民族的机体和精神进行了双重摧残，我们这个有着数千文明史的民族都不会彻底倒下去。华夏民族的精神一定会有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健康面貌示人的一天。
[短评]挽救、恢复、重建、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
徐水良
2006-9-11日
中共建政以后，一系列运动，从土改，到三反五反，到合作化，到反右派，反右倾，到公社化、大跃进（大吹牛大谎言和大饥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但是，中国人道德的全面崩溃，却是邓小平当政以后。
1981年5月我第二次入狱，到1991年5月我第二次坐牢十年刑满出狱，出来后发觉社会变化之大，中国人心变得如此之坏，让我大大、大大地吃了一惊，我怎么也无法接受，怎么也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像刘宾雁先生一样，当时我问得最多的二句话，就是：“中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中国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坏？”自己身上深深浸染的传统道德观念，与它们产生异常巨大极其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无论如何都无法调和、并且难以容忍和适应。一直到我1998年出国前，我在心理上都无法接受，更无法适应。我曾经对许多同学和朋友讲述过我的这种苦闷和痛苦的心理。
我曾经说过毛泽东邓小平的一个不同特点：毛泽东死要面子，相反，邓小平则不要脸皮。这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暴君和奸臣的模式相一致。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中国人的道德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冲击，但仍然死要脸皮，要维持一个道德的假象。而邓少平却不要脸皮，一切都是实用主义，猫论、模论，只有短视的眼前利益、不要道义、也不要预见和远见。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反复无常，今天可以下跪“永不翻案”，明天得势立刻另一个模样，连个说明和维持面子的对不起都不说。甚至公然提出任何西方国家，以及过去历史上的领导人都不敢提出的口号“以经济为中心”。
经济学上的代表经济的符号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的学术语言，换成老百姓的通俗语言，就是“围着金钱转，一切向钱看”。邓小平不要道德，不要脸皮，于是上行下效，全国的道德迅速崩溃。这种崩溃速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如果不是史无前例的话。
这种道德崩溃，到邓小平不要一切脸皮地屠杀和镇压八九民运，以及随后的南巡讲话掀起的新一波大跃进和全民经商，官僚太子党全面开展抢劫掠夺，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期的大抢劫大掠夺的彻底铺开，更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它留给我们和下一代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极其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花几代人的时间，来挽救、重建中国人的道德和社会风气及民风，并使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赶上世界水平和走向世界前列的问题。中国有志于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