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刚入行的记者，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总共也只才做了几篇稿子，主要是在当地采访过个把专家，可以说采访经验还不是很多，做记者也不够熟练。所以在第一次出远差时有一个老记者与我一起去，我还曾感到比较幸运，但后来我发现这竟然成了我一场噩梦的开始。
这个选题是我们社里定的，但我却一直苦无实例做素材（这是社里的系列定题报道之一，也就是说要因题而生文，自己找素材），正在这时，我们社远在南方一个办事处的一个L给我找了一个素材，不过事情发生地是在一个偏远山区。他说这一素材是由他一个旧交M提供的，我于是按他提供的电话给那位M打电话，M说了一下情况，我感觉与自己的报道主旨正好契合，大感幸运。M说那些受苦的农民“他们遭受的政府的欺负，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掉眼泪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他曾经去采访，但因为省里的新闻限制，没能发出来。
L提出与我一起去，他以前做过多年记者，还曾经做过一个地方报纸的主笔，我对他能去当然是欢迎的，但谁会这么无私到跟我跑这一趟呢，我正怀疑间，L提出了他的要求：在文章作者栏加上他的名。这个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于是，采访很快成行。
乘过了很多的车后，我们在一地会合，然后又乘了多次车，终于到了采访地，一个国际级贫困县。在路上，L对我说，他跟那面接待的乡民说的是我们都是要坐飞机去的。我当时没意识到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含义。直到终于在晚上将近十点赶到的时候，我看到乡民后，我偶然叹了一句：坐了快两天的车！这时我忽然看见L对我作了一个“嘘”的手势。我更奇怪，乘飞机还是乘火车有啥保密的。
我们先吃了点饭，因为坐车也是饿了很久了。吃饭间，我开始细问事件经过，但N显然把L当作了主要采访人，一直在对着他说话，不过我还是逐步了解到事情的经过。这一了解，让我浑身冰凉，原来，事件与M当初跟我说的出入很大，如果真的这样，与我的报道主题就偏离了好远了。
乡民N找了出租车，我以为是晚上要到乡民当地住，感觉这样也好，明早就可以实地采访，哪知很快就停了，竟然到了县政府不远处的一家豪华酒店，我感到很不自在，这家酒店看来是他们县最好的了，一晚就要268元，如果有乡民来出住宿费，我怎么好意思，人家一个老农已经是没钱的，而且是受伤害的一方，而如果我来出住宿费的话，这又超过了杂志社的标准，我于是对L说，不要在这里住吧。L说了一句：他们出钱招待的。
我哑然，我这时心里说实在的十分不好过，我担心明天去现场了解到的真实情况真的是与我的报道主题不合的话，那可如何是好，但我这时却不能做什么。我现在写这些字的时候，还一再讨厌着自己的盲从，因为在那一时刻，我竟然成了盲从的人，只盲从于别人的安排。
更大的不安随着第二天的实地采访逐步展开更加汹涌袭来。这种不安来源于我终于绝望地发现，这个与我的报道主题真的不合！眼下能做的只能是先把事件调查清楚，另外做篇稿子吧。采访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悔恨所折磨，我的确是应该先与乡民取得联系后，再决定是否千里迢迢赶过去，而不能听M的一面之词。这是我极大的错误，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吃饭期间，N说，以前有人民日报的记者O和另一个报纸的记者P来采访他们的事。O到县政府采访，就再没跟N联系，N在此期间，给O打手机，居然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接的。在县里玩了两天后，O被县里的小车送走了。当时N就站在路边，刚巧看见他们的车，O给他挥挥手，算是打个招呼，扬长而去。
此后O到了北京也没再给N 联系过，后来N打电话给P，P告诉他，他早就知道O是个好酒好色之徒，他那几天就是被县里用美酒美色拉下水了，因为P没有同O一起到县政府去采访，所以他没被县里“温柔地监控”起来。P说他们这里也发不了文章，后来又说，可以在网上发出来，但提出了3000元的经费要求。N考虑了一下，没有答应。我很诧异P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看到O好吃好喝好招待，自己没捞着什么心里不平衡吗？N笑着说：人家说的是上网费。
因为事实比较清楚，所以也没费太多时间。在当地完了，要去县城再了解情况，就在临走前我再一次向L说起自己的忧心之处：如何把这件事与我的报道主题联系起来。这时N走过来，问我们要多少经费。
这很让我诧异。L说我们正商量事情，让N先出去一下。他走后，我对L说：怎么还有经费一说？尤其是现在能不能发文章还另一说儿呢。L道：车马费他们该出的，这是惯例。我更加不安：这怎么可以！他说：我们再商量商量怎么发。于是又商量了半天。
临走，我先上了车，看见L和N在房间里说事儿，过了些时候，L上车来对我说商量的经费是回程机票。我大吃一惊，我实在不该来这一趟！心中的懊悔实在不能一言喻之，肚子这时忽然疼痛得要命，这时我大大地知道肠子悔青了是什么滋味。
我这才明白L原本就是为了经费而来，而我是上了贼船了。我要待拒绝，L的脸上一定很不好看，我不要他一定也没法要。我煎熬之中，又想干脆等回去后再给N邮寄回来罢！我去问了N的通邮地址。回到车上时，L 对我说：其实M在我们来之前就和N商量好的，给八千，也就是两个人的来回飞机票钱，但因为你在来到后说漏了嘴，人家知道我们是坐火车来的，所以最后给的是回程的机票钱。语气中大有些遗憾乃至责怪之意。
我脑子里一阵发昏，这就是那个说这些乡民的经历让人掉泪的M 吗？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的记者居然是这样的无耻，连受伤害一方的钱也收受。这时我忽然想起我以前做编辑时，曾向L约稿，他当时开车油钱都费了不老少，我当时还很感抱歉，因为稿费怕都不抵他所花费，现在想来，其实他肯定是收了那边的“经费”。
我正被悔恨折磨着时，这时N过来问发出来文章的可能性，L很狡猾地说：只有抓着政府的把柄才好写入。然后N问如果发出来，还需要多少报酬。L说：那就不好说，几万也有可能。我这时坐在他们前面的，我不敢回头，不敢回头看N的脸，我心里的惭愧能滴下血来。我们杂志社的确有些软新闻是收钱的，但那是给企业或地方作广告，这个文章怎么能再跟人要“经费”？乡农本已是冤情满腹，指望我们记者申冤的，我们的记者呢，却来搞这种名堂！
回去的一路，我一想起N那张沧桑的脸，我就难过懊悔地要死，一边痛恨那些记者，一边懊悔自己竟然上了贼船。这时L见我怏怏不快，就说，那个O和P其实也都受了L的钱的。我心想，这些人真能搞啊，吃了原告吃被告。
到达省会，我因为还有别的采访任务，L走了。我去了我们在那里的办事处。和那里一位Q吃饭时，他说起自己也是多年的记者了，他说了一些自己所见的生财之法，一边指点我应该多找生财门道。我实在对这种生财之法心灰意冷，不过他倒是很有兴致，讲了最容易的就是矿难中生财。他认识的一家报社的记者R，在当地矿难后赶去，那里已积聚了不少记者，后来记者逐渐走了，但R就是不走，老板慌了，因为他隐瞒了十多个死亡人数呢，老板提出给报社赞助，二十万，而R的提成是40%。Q对我指点着，而我则神思飘忽，恍惚难安：记者如此生财有道，有上万月薪又有什么用处，还不够填补良心的亏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