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飞越太平洋时，身上带了1000美元现金。因为我怕把这笔“大钱”弄丢，我把钱藏到了袜子里还是鞋里，哈哈，现在记不清了。反正是左边藏500，右边藏500。上了飞机以后我才知道，同行的旅客谁都比我有钱，只有我东张西望的看上去像小偷。
下了飞机，我到学校找导师。七问八问，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教学楼。因为导师在5楼办公，我得乘电梯上去找他。
一按电梯开关，马上来的是一辆空电梯，里面并没有开电梯的伙计。我把这架电梯端详了半天，也没敢上去。因为，那时在国内乘的电梯，都是有人驾驶的。我怕，我要是上了这个无人驾驶的电梯，会经历电影里常看过的恐怖事件。哈，傻呀。
安顿好住处以后，每天，我上学要经过一个“BODY SHOP”。 那时俺刚出国，英文还是英译汉阶段。我哪里知道“BODY SHOP”是个修车铺，我还以为是专门拉女同胞下水的火坑呢。所以，每次我经过那里，都要快速疾行。
我在美国的第一位室友是一位北师大女孩芳芳。出国前，芳芳姑娘也是赔了一大笔培养费。所以，到了美国后，她和我一样节约，有时候，比我还甚。
第一个冬天，我们公寓的室温经常被她控制在50-55华氏之间。那时，我们经常穿着丫丫牌羽绒棉袄做饭。
和我们同租的室友中，还有一位非洲兄弟。那老兄抗冻能力当然很差。他经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感冒中）地向芳芳抗议室温太低。我也常常是在床上盖了好几层被还会瑟瑟发抖。好节俭的芳芳，现在我想起她来，还是忍不住会笑。
冬天终于走了，夏天到了。酷暑难挨的季节，我们还没有车。每次买菜，总是要和有车的朋友们一起去。
有一次，我们搭乘公共汽车去买菜。等公共汽车，竟也让我们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傻事。那天，我们去买菜时，我看上了冰柜里那袋可爱的冰块儿。我顺手买了一袋，准备回家降温用。可那天，公共汽车的车老板不知发了哪根神经，我们等了大半天，他还是不到。等我终于到家时，我手里提着的是半袋冰，半袋水。
几个月后，我们刚刚舍得花点儿小钱了，有一天，我们溜进了一家快餐店。因为，我们以前从没点过美国饭，只有SALAD听上去耳熟。于是，我就要了一盘SALAD。不知是英文不好，还是我太节约了，美国阿姨问我要往SALAD里加些什么。我的回答一概是：NO。最后，我看到的是一盘兔子吃的青菜。不仅没味道，我们也没吃饱。只好再回家煮面吃去。
后来，我曾和一对韩国夫妻做过室友。这两口子，婚了多年，也没孩子。韩国太太经常和我唠叨此事，还和我谈起过人工受精的事。
有一天，太太去教堂作义工，他先生留守在家。当时，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他上来敲门：“我能向你借个EGG吗？”
当时，并不是吃饭的时间，他们又从来不向我借东西，加之他太太刚和我谈起过人工受精之事，这个EGG可以是吃的鸡蛋，也可以是……这么一联想，我差点儿吓得半死。
曾经寂寞过，曾经失落过，曾经对家乡的日子舍不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我们在新大陆上在慢慢学会怎样更好地生存。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窘境，笑口常开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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