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李良、石惠泽叛国投敌案”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文革”武斗时，一位曾经有过小嫌隙的邻居把他诱骗上山，掏出手枪一枪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头求饶，但心狠手辣的邻居没有饶他。又按说此事神不知鬼不觉，这邻居青年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杀人后回到工厂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语：“老子今天干了一件大事！”这句话被一位积极分子听见了，“文革”恢复秩序后追查这位“老子”，“那天干了一件什么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红叉的名字也就上了布告。——冥冥之中，因果报应，自有定数，此处不赘。
像李良、石惠泽那样的失学青年，早已纳入街道居委会的监控范围。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远远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窥，听到脚步声，慌慌忙忙走进隔壁家，又在门缝里偷窥我。我干脆过门不入，径直前行，仿佛一位过路人。此后，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会把我的名字列入常来常往的黑名单，万一李良他们瞒着我干了什么，怎么说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诉李良有邻居偷窥，他本来就怀疑自己被监视。万一他与邻居扯皮把我顶出来，刘股长那里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劝告他的话留下太多的想像空间（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他也怀疑我。
一天，他突然用凶狠的态度“审问”我：“你说，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回答。一则是突如其来，二则是他态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几秒钟没答上来。
“好的，我知道了！”他丢下这句话，扭头便走了。
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在师院新华书店翻书，他进来看见了，邀我“到后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几十米高的无名小山，长满了丈余高的小松树。走到半山坡，见这里远离马路，说话没人听见，便想坐下来再与他谈谈心，劝他回到数学殿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解数学题”。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继续往上爬。又爬了几十步，我实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说：“爬上去干什么？又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哪知他坚决得很，非爬到顶峰不可，我无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顶峰，绝无人迹，团团松树遮蔽了我们，马路上汽车声音都听不见了。
“你说，”李良左手撑在一棵松树上，右手放在身后，面对面，目露凶光地审问我，“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我用平静的声音，按早已考虑好的回答，是我父与区政府一个熟人推荐的，要求字写得好。
“撒谎！”他恶狠狠地说，“有人说，是派出所安排的。”
“屁话！”我镇静自若，反问他，“派出所凭什么安排我？”
接着，我反客为主，问他“你愿不愿意刻钢板？”“如果愿意，我可以分出部分业务，让你在家里干，每月保证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干不了，字写得并不差，但由于深度近视，不耐烦写密密麻麻的小字，习惯于龙飞凤舞画大字。
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的剑拔弩张不见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接着，他从身后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说：“今天你如果还像那天一样回答不出来，我就宰了你。”
我处变不惊，责怪他说：“那天你那么凶，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又笑眯眯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下山与他分手后，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来，好险！要不是镇静自若，后果不堪设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审问我的同学、朋友，报了他的名字外，从来没有将他的言论汇过报。相反，总是劝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将仇报……为保护数学天才，避免麻烦，这一次，我又隐忍了，没有上报，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当线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对象干掉”。
“搞臭自己”后，我只严密注视公安方面的动静，根本没提防来自群众一方的惩罚，之所以多次大难不死，只能归结于“命大”。实际上，特务机关对线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万一被害，能破案当然也会忙一阵子。抓不到凶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绝不会公布被害的真实原因，绝对没有“抚恤金”。因此，在这里我向年轻人提出忠告，千万不要贪图一点点小钱为专制集团卖命。——在加拿大满地可监控、跟踪、加害过我的华人青年，打过照面的约有二、三十位。
不久，感到希望破灭，走投无路的李良和石惠泽，暗中策划“逃苏”，到苏联去组织“马列主义新政党”。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泽的鬼点子。因为李良对社会科学一窍不通，而石惠泽读了许多马列的书。
实际上，此路不通！一方面，边防卡得紧，如果没当地人接应，外地口音的人离边境上百里便会被盘查，逮捕。
另外，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头头出身，目光短浅，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苏的人组成中共党的反对派，除了让逃苏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适的人训练成特务，然后派回中国搞情报，搞破坏。而那些派回国的“苏修特务”，没有一个能够长期潜伏下来，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注21] ——与共产专制国家把人当作工具不同，纽约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诗欢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实际上是各路精英汇聚美国，把国家建设得富强繁荣。
李良、石惠泽策划“逃苏”始于何时，我不知道。快动身了，李良来找我借钱。问他借多少？他说出一个我无力承担的大数。说实话，他没有工作，不能指望他还钱，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资，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语，待他知趣，慢慢递减。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苏”的事告诉了我，希望看在“重大决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这下更不能借了，借钱给你“逃苏”，事发后，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线人，也会受到惩罚。以现在这种身份，重犯“知情不报”罪，进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别想活了……
我面露愠色，断然拒绝。李良木然，不知怎么惹怒了我，红着脸，讪讪地走了。
我知道，固执的他，已无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担心另一条监控渠道先我而报，于是，当晚就将汇报投入邮筒。
由于经济困难，出发前，李良还是跑到厂里来向我借钱。这次知趣了，只请我支援，不提数字，不论多少。我已请示过刘股长，“借”给他15元人民币。
什么时间走的？怎样抓的？我不知道。后来，刘股长说：“李良晓得你为我们工作，说我们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辩护振振有词，或者是遇到了比较开明的法官，判处较轻。我是35年后从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向土匪》一章获悉李良的资讯的。这一章从侧面对他进行了一些生动的描写。书中说李良是大学生，传闻失实；又说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苏”（往北）来掩盖他们南下的意图？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颁布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劳动教养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不准参加串联……不知什么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李良、石惠泽竟在汹涌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组建长桥农场劳教人员的造反组织“长沙青年”，担任什么“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长沙军管会打击造反派，第一批枪决数十名“罪犯”的打头第一个就是“长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1970年初，毛泽东亲自批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和公、检、法），在全国范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大批量集中处决潜在的政治对手，于是，石惠泽、李良就难逃一劫，只能饮恨千古了。
布告上公布石惠泽、李良的“罪状”是“文革”中“造反”、“私设公堂”种种，但毕竟“逃苏”是起因，“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无可推诿。虽然罪恶的子弹打在他们的胸脯上，但击中的却是我的灵魂，等同身受，痛苦终生，永无宁日。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无论怎样忏悔，都无法赎愆。从此，“惟将终夜长开眼”，“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良只追究我告密的事，根本不理会我多次劝告、爱护他的一片苦心。1967年夏，武斗前夕，保守派“高司”（高教司令部）和“公、检、法”一夜跑得精光，河西变成一座“空城”，呈现出一种暴风雨前的异样宁静。罪孽深重的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呆在岳麓印刷厂，只有潜入河东市区，采用“灯下黑”计 [注22] 混迹于造反派的人海，或可逃过一劫。当时已“封江”，湘江各渡口均有造反派的重兵武装把守，整个江面无一船只通行。于是，绕道从上游靳江河渡口，汇集几个必须东渡的人一起花重金买舟，强行渡河。尚未靠岸，雨点般的子弹便落在船舷两边。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从小山上冲下来，命令我们高举双手上岸，押进司令部进行甄别。我提供“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的电话号码，司令小G接到电话后，立即说“是我们的人，不是高司的密探”。第二天上午，小G亲自开车来把我接走，对我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当晚在长沙市中心的商业局、轻工局二楼（五一广场西北角）“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打地铺。当时并不知道“长沙青年”司令部设在同一栋楼的五层，也不知道李良、石惠泽在这个司令部。傍晚G司令叫我同去马坡岭抢枪，如果我去了，就会劈面碰到他们，真是惊险万分，命悬一念。当造反派渡过湘江打到河西时，李良亲自带一队人去岳印抓捕我，并留人守候一个多月，始终不见我的踪影。那时，稍有一点差池，我便一命呜呼了。冥冥之中，没有神灵护佑，能活到今天吗？(待续)
[注21] 政治家列宁“输出革命”，派出顾问、用大量卢布帮助建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政治家史达林继续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共，指挥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华，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解除了二战中苏联东部的后顾之忧。无论列宁和史达林为中共用了多少卢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苏的人上十万，却没有出现与中共同名的反对党。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质，相比列宁、史达林有天壤之别。
[注22] “灯下黑”计：古代夜晚用油灯或蜡烛照明，灯台下有一圈黑影。此计意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容易藏身，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