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25 09:27:17作者：胡少江
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力量来参与，尤其是需要一些能够不为利益集团所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三天前，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环保、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博览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投入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用于处理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一举动表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引起国外的环保团体的关注，中国政府也逐渐知道，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客观上看，五年投资一万四千亿人民币，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按照动态方法计算，这一投资相当于未来五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一。虽然这一投资的绝对数相对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中国政府宣布的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究竟是指政府的财政支出，还是指包括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在内的全社会保护环境的投入。如果是指全社会在环境方面的投入，那么这个数字离国际标准仍然相差甚远。例如，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仅仅是用于环境保护研发方面的政府支出就相当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到零点四，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全部支出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左右，如果将企业用于环保方面的投资计算在内，全社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大约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美国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年用于环境保护的政府直接支出，大约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七左右。
不少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的投资方面不应该与发达国家相比。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面临的压力比发达国家更重。更何况，如果按环境保护投资的绝对值计算，尤其是按照环境保护的人均投资计算，中国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极其有限。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应该迅速提高环保投资在国名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加大财政投入的确是不可或缺的控制环境污染的手段。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认清中国环境污染的真正根源，确立一套保护环境的政策和社会机制。在我看来，任何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政策，都必须针对中国环境的三大杀手。否则，任何治理环境的政策宣示和经济投入都会付诸东流。
第一大杀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错误的发展政策所造成的灾害。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完全无视环境因素，对环境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至今延绵不绝。最为严重的是由于大量砍伐森林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在过去五十年间中国的耕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北京曾经是一个水甜地美的古都，由于北方大片土地的沙化，如今的北京的春天终日沙层蔽日，连见到一片蓝天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不错，现在的中国政府对过去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环境恶果并没有责任。问题在于，竭泽而渔似的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至今仍然在继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每年对环境的破坏的价值超过了经济增长的价值，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为子孙后代留下环境方面的祸害。
第二大杀手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正在以短得多的时间来完成西方国家通过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国际空间也比当时的西方国家要小得多，因而无法像许多西方国家过去所作的那样向世界其他国家分散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代价。与此相反，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是正在在依靠承接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业来完成的推进。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压缩，使得工业化过程对环境污染的恶果在中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对中国普通人民的危害更大。
从历史上看，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不仅如此，这一比重仍然在继续增长。从能源结构上看，中国的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污染最为严重的煤。显然，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要控制污染，必须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经济速度的放缓还将危及现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这一点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做的。
第三大杀手是中国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过程看，一个注重环境保护的社会，主要的不在于政府的明智与否，而在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这是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都难免局限于短期的政治利益，尤其是难免被社会上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而许多强势利益集团，由于可以从环境污染中得到好处而不用付出代价，常常是破坏环境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力量来参与，尤其是需要一些能够不为利益集团所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从国际上绿色和平运动发展的历史看，正是这些民间的组织最能够代表利益受损的民众，代表社会的长远利益，他们对环境保护起到的推动作用最大。但是，这在中国恰恰是最难做到的。中国政府是一切权力的垄断者，对有可能成为第三极的非政府组织常常采取打压的态度。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非政府组织由于缺乏媒体的支持，又没有独立的法律制度保护，很难形成一支保护环境的生力军。只要这一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中国的环境保护就不会取得持久的成果。
三天前，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环保、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博览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五年投入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用于处理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一举动表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引起国外的环保团体的关注，中国政府也逐渐知道，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客观上看，五年投资一万四千亿人民币，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按照动态方法计算，这一投资相当于未来五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一。虽然这一投资的绝对数相对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中国政府宣布的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究竟是指政府的财政支出，还是指包括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在内的全社会保护环境的投入。如果是指全社会在环境方面的投入，那么这个数字离国际标准仍然相差甚远。例如，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仅仅是用于环境保护研发方面的政府支出就相当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到零点四，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全部支出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左右，如果将企业用于环保方面的投资计算在内，全社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大约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美国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年用于环境保护的政府直接支出，大约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七左右。
不少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的投资方面不应该与发达国家相比。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面临的压力比发达国家更重。更何况，如果按环境保护投资的绝对值计算，尤其是按照环境保护的人均投资计算，中国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极其有限。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应该迅速提高环保投资在国名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加大财政投入的确是不可或缺的控制环境污染的手段。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认清中国环境污染的真正根源，确立一套保护环境的政策和社会机制。在我看来，任何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政策，都必须针对中国环境的三大杀手。否则，任何治理环境的政策宣示和经济投入都会付诸东流。
第一大杀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错误的发展政策所造成的灾害。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完全无视环境因素，对环境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至今延绵不绝。最为严重的是由于大量砍伐森林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在过去五十年间中国的耕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北京曾经是一个水甜地美的古都，由于北方大片土地的沙化，如今的北京的春天终日沙层蔽日，连见到一片蓝天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不错，现在的中国政府对过去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环境恶果并没有责任。问题在于，竭泽而渔似的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至今仍然在继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每年对环境的破坏的价值超过了经济增长的价值，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为子孙后代留下环境方面的祸害。
第二大杀手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正在以短得多的时间来完成西方国家通过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国际空间也比当时的西方国家要小得多，因而无法像许多西方国家过去所作的那样向世界其他国家分散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代价。与此相反，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是正在在依靠承接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业来完成的推进。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压缩，使得工业化过程对环境污染的恶果在中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对中国普通人民的危害更大。
从历史上看，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不仅如此，这一比重仍然在继续增长。从能源结构上看，中国的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污染最为严重的煤。显然，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要控制污染，必须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经济速度的放缓还将危及现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这一点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做的。
第三大杀手是中国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过程看，一个注重环境保护的社会，主要的不在于政府的明智与否，而在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这是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都难免局限于短期的政治利益，尤其是难免被社会上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而许多强势利益集团，由于可以从环境污染中得到好处而不用付出代价，常常是破坏环境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力量来参与，尤其是需要一些能够不为利益集团所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从国际上绿色和平运动发展的历史看，正是这些民间的组织最能够代表利益受损的民众，代表社会的长远利益，他们对环境保护起到的推动作用最大。但是，这在中国恰恰是最难做到的。中国政府是一切权力的垄断者，对有可能成为第三极的非政府组织常常采取打压的态度。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非政府组织由于缺乏媒体的支持，又没有独立的法律制度保护，很难形成一支保护环境的生力军。只要这一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中国的环境保护就不会取得持久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