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当年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领导成员,奉命与她秘密交往三年。通过此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邓丽君。
1、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
让我们回到1986年。这年春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邓丽君。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临别时表示,她很想与新华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
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香港新华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有一部分人士,由于种种原因,与新华分社的联系采取了秘密方式。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员,一些着名的所谓“亲英”人士,一些台湾驻港机构的工作人员。
由于邓丽君的特殊身份,她要求与新华分社的联系对外界保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后,确定由我负责,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当时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文体部的工作在我分管范围之内。不过日常文体部与外界的联系,一般我不参与。这次确定由我负责,也是表示郑重之意。
我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这是新华社参股的一个饭店,有两层楼房专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当晚七时,邓丽君如约到达。她明眸皓齿,光艳照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她不施脂粉,衣着随意。同她一起来的,是位剪着男型短发的麦小姐,据介绍是搞电影的,曾拍过一部以孪生姊妹为内容的片子。
过了一个星期,邓丽君设宴回请,地点在利园大道上的麒麟阁酒楼。这家酒楼食客不多,环境幽静。这次邓丽君与麦小姐是直接从某处健身房来的,她神清气爽,红晕生辉,英姿勃发,显出一股青春活力。
从此,我们便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她都要约请饮茶。只是后来麦小姐不大出场,可能她对这样的小聚不感兴趣,也可能是邓丽君不太愿意让她更多地知道我们的谈话内容。
2、去内地演出、旅游的筹划与搁置
在与邓丽君交往时,我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刚到台湾时生活相当困难。她小时候割过草、种过菜,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放学回来,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
她也不讳言对大陆的向往。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中国旅游》,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锦绣中华》。她说:“祖国太大了,名川大川太多了,单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邀请她到内地演出,便成为我们话题中的内容了。
不料,她对到内地演出,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她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而这些,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
但据我们观察,她在香港其实很孤独,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最后,这个“演出计划”也就拖了下来,未能实现。
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我们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我们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又和彭燕燕商量“旅游计划”了。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
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
3、想在苏州安个家
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新华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淮出面,正式宴请她一次,地点在赤柱的宾馆。这里原是佳宁集团老板陈青松的住宅,佳宁破产后,新华社便买下来作为宾馆。
金庸后来说他也来看过,要是新华社不买的话,他可能会买下来。
隔了几天,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
根据邓丽君的要求,我们通过朋友,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号,她表示很满意。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她约我们吃饭,谈着谈着,她忽然说:“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
这更是出人意外!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当她听彭燕燕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后,便要我帮忙。我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我,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这倒使我为难了。其时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我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我连忙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
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
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翌日,我们陪她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离开时,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一份糕点。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在走向电梯时,她忽然回过头,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我注意到这个细节,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
当天晚上,邓丽君打来电话,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并宣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里,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
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4、有关邓丽君歌曲解禁的传说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脑海内久久不能消失。
我记得,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上头发现后,即下令禁止传播。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是“靡靡之音”;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反共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禁令仍未废止。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于是,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另一传说是: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
种种传说虽无从证实,但“解禁”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5、邓丽君与萧红
1993年,我看到一家报纸登有她的照片,吃了一惊。仅仅相隔数年,她竟变得臃肿苍老,面目全非。看了这张照片,我断定她不会出现在内地的舞台上了,因为她是个非常自尊的女子。
1995年5月28日,邓丽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长眠于台湾金宝山墓园。而六年后的今天,我忽然又想起了与她有关的一件往事。
距今六十二年前,有一个中国北方的才女,穿过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辗转流寓香港。她在香港住了三年,溘然长逝。她就是女作家萧红。她逝世后葬于浅水湾坟场。1988年冬,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大公报一位朋友带我去看萧红墓。在回来的路上,我凑了一首小词,随手写在小纸片上。这天晚上,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偶然谈及萧红。她说:“我知道萧红,读过她的书。”我问是不是《生死场》?她说是《回忆鲁迅先生》。她称赞萧红的文章写得好,并说:“我过去不了解鲁迅,看了萧红的文章后,才读鲁迅的作品。”我蓦地一惊,接着产生了一种内疚,过去把她看得太浅了。于是我把写的小词送给她,她看后小心地折叠起来,放在手提包内。
时至今日,我忽然发现这首哀悼萧红的小词,其实也可用于哀悼邓丽君。特抄录如下:
踏莎行(访萧红墓)天涯流落,江湖笑傲,难得才情高格调。长留清辉在人间,寂寞空冢凭谁吊。
海着碧衣,山披翠袄,凄凄此处埋芳草。北魂南魄领风骚,文债情债均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