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爱新觉罗.福临死因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悬案之一，清朝记载对此避而不言，民间一般采信五台山出家之说，而不少学者倾向于史学家孟森提出的死于天花说。最近，一份新发现的史料为顺治之死提供了又一种说法，而且是最耸人听闻的说法：顺治被郑成功军队毙于厦门。
此前被正史广泛认定的相关史实是，1660年5月，郑成功在南京打了败仗，退守厦门。清朝趁机派大将军达素集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兵力攻打厦门郑成功的军队。经过激烈战斗，1661年2月，海门、高崎、钟宅三路清军都被郑成功击退。尽管没有任何正史提及顺治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但这份新发现的史料显示，顺治正是在这次战役中被炮击身亡。
这份史料是一本名为《延平王起义实录》的手抄本，是泉州南安的郑成功宗亲郑梦彪从郑氏后人手中得来的。由于手抄本年代久远，内容文字晦涩难懂，郑梦彪将复印件委托郑成功研究专家、厦门郑成功博物馆原副馆长张宗洽进行研究。张宗洽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两段直指顺治死于厦门的惊世之言.
张宗洽先生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两段文字的发现。他认为，以往关于顺治死因的种种说法均多可疑之处，因此其至今仍是悬案。此次新发现的史料到目前为止虽仍显单薄，但肯定是为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因此意义极为重大。经过对几种说法的比较，他本人觉得顺治死因的这一新说更为可信，但要完全揭开其历史真幕，还需要作大量研究工作，包括对新史料可信度的论证，对相关史实的考证，等等。他介绍说，他已经将这部分史料以及自己的初步研究结果寄给了北京的著名清史学者何龄修先生，希望相关的研究工作能得到国内史学界的共同参与。
顺治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
在张宗洽家中，记者见到了这本手抄本的复印件，与顺治之死有关的两段文字赫然在目。
其一为：“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译为今文即：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皇帝是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郑成功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觉得恍恍惚惚，不敢相信”。
其二为：“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文中所说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此外，除了这两段直证顺治死因的文字，还有一段相关文字，也为以往郑成功研究资料中所未见。其文为：“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张宗洽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解释了郑成功对攻台时机的选择，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
顺治之死的几种旧说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其子玄烨即位，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然而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转自
野史与民间传说最广的说法，是顺治因一代名妓董小宛去世而遁入空门。而据史书记载，董鄂妃确有其人，却并非董小宛。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备受宠爱。顺治十四年，董鄂妃诞下皇四子。次年正月此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不起，不久后病逝。
与传说不同，一些非官方的史书则说顺治因病而逝。清史学者孟森提出的“天花说”即以此为依据。《平圃杂记》对此亦有详细记述：顺治十七年底，福临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日，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福临死于养心殿。
厦门市文史专家初步认为神秘手抄本有相当可信度转自
厦门市文史界专家初步考证后认为，这本《延平王起义实录》的可信度相当高。
本书的抄录者是郑成功的九世孙郑叔成，抄于1912年。郑叔成在前言中注明，《延平王起义实录》抄录了四部原稿的内容，即《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海纪缉要》、《海外孤忠录》和《郑克土爽档案》。后两部都已失传，至今未被发现。与顺治死因相关的段落，均出自第一部原稿《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据了解，《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一书其实并非首次发现。其一手抄本早前为郑氏子孙世代秘密收藏，因年代久远，已多处遭到蛀蚀。中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印刷出版了这本书。上世纪80年代，厦门郑成功研究会第一任会长陈碧笙根据一些新发现的内容将之补充完整，并将该书改名为《先王实录校注》，加入标点符号后另行出版，与《海纪缉要》、《海上见闻录》同时成为现今研究郑成功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令人不解的是，这本在史学界流传已久的《先王实录校注》中对顺治死因只字未提，而我市的郑成功研究者、浸淫该书二十多年的张宗洽先生经过认真对照后发现，这本新发现的神秘手抄本中，除多出了上文中提及的顺治死因之说外，其余内容均与《先王实录校注》基本一致，而且更加详细完整，恰到好处地补充了原先因残缺而无法推断的字句，即使多出的三段文字也言之凿凿，与上下文衔接贯畅。从文字上推敲，并未有作伪之嫌。他由此认为，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很有可能抄自最为原始的手稿。而《先王实录校注》的前身《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同样经传抄而来，是否是早先的抄录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将顺治皇帝的死因略去，以掩天下人耳目？
“顺治被郑军炮毙于厦门”的新说，虽然尚无更多技术上的支持，但是从情理上推论，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同以张宗洽先生为主的几位史学研究者多次讨论，并加上记者自己的推测后，我们在此提出几点猜想，在此新说尚未定论际，与读者一起把它作为历史趣闻来分析分析。 其一，顺治可能亲征郑成功吗？
顺治对郑成功，一直是持拉拢态度，希望以招抚平乱。《先王实录校注》记载，顺治曾写信给郑成功，信中批评多尔衮把郑芝龙扣押的行为，并向郑成功道歉。此外，郑成功在南京吃了败仗后，曾派手下外交官蔡政到北京晋见顺治，与朝廷就招抚之事谈判。谈判未果，顺治并不为难，还遣其出京，建议他到江南和地方官员谈谈。
年轻的顺治在朝中施政难以放开手脚，主要是受到以多尔衮为首的一干朝中老臣的压力。在对待郑成功的问题上，顺治和多尔衮意见相左。顺治曾在给郑成功的信中批评多尔衮，而顺治遣蔡政出京后，蔡政遭到朝中实权人士的追杀。顺治是位有心作为的皇帝，可以想象他对此的不满。随大军南下亲征，一是可以离开朝廷，充分做主，二是董妃新丧，他借机散散心，都说得过去。史书之所以没有记载，恐怕也是因为此举太过草率，顺治觉得正式提出，势必遭到朝中要臣的反对，干脆秘密从军。满人初入关内，许多皇室的规矩都未谙熟，顺治此举虽然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但却未必无此可能。
其二，清军败退，原因蹊跷
顺治此次随军征讨郑成功，兵力上是占绝对优势的，而且清军有全国的大后方，郑军仅据一大陆死角死守，胜负似乎一判即明，这也是顺治敢于随军前往的前提。然而，清军从1660年7月开始，至次年春败退，连续数月未能拿下，几乎有些不可思议。一方面由于郑成功用兵有方，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顺治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以这样悬殊的兵力对比，清军在围攻数月之后拿下郑成功，从军事上来讲应该不算难事，但是何以却让郑军取得大捷，进而败退？应该是由于清军内部出现了重大变故所至。而这个重大变故，是不是就是顺治之死呢？由于重要人物阵亡而退兵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重演。公元1256年，元兵围攻合州钓鱼城，围城五月，城即破时，御驾亲征的元宪宗蒙哥被流矢击中身亡，元军遂退。
此外，清正史对这场战役的态度也非常耐人寻味。《清史稿•世祖本纪》中，对郑成功的军事行动一直记载详尽。郑成功部将每一次投降的行动都被记录在册，而顺治十六年八月那场清军得胜的江南之战，竟然用了两百余字记录。相比之下，后来战役规模更大的厦门之战除了开始“十七年秋七月，壬午，以罗为安南将军，率师征郑成功。”外，几乎全无下文。
其三，顺治为何突然淡出史册？
翻查《清实录》中有关顺治的历史，也可得到一些印证。自1660年10月份以后，顺治就未曾被正面提及，只是偶尔几笔带过“上谕……”，即皇上手谕的内容。而到了12月，已三、四年深居慈宁宫，不再过问朝政的皇太后又重新出场了，“皇太后慈谕”开始多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顺治对董鄂妃的忌日无比重视，书中数次提及他亲自派遣官员等前往祭祀，12月初皇太后还“谴公遏必隆祭端敬皇后”，不久后却表示对此事不再过问了。另外，从10月之后，书中关于这次出兵厦门的情况和结果也再无只言片语，不能不让人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