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17 02:50:35作者：彭松乔
住宅建筑作为一门实用艺术，无疑应在满足人们实用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这一点无论欧洲的哥特式建筑理念，还是古巴比伦的土台建筑神韵，抑或日本的唐式建筑精神，莫不如此。然则，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何以会蕴涵着人与自然一体和谐、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高度融合的生态美诉求呢？我以为这跟东方文化掌握世界的独特审美方式密不可分。“东方审美思维同原始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与发展。”[8]（P2）而原始思维是一种混沌的、以形象为主的诗性智慧，它的核心观念是“万物有灵观”“生命一体化”和“万物同情观”。就此而言，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风水观念的生态美诉求可以说正是这一审美思维方式的生动展现。
首先，这种生态美诉求直接渊源于东方文化中对生命之美的神往。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是建立在郭璞所谓“有生气”理论基础上的。郭璞在《葬书》中认为，“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阳宅”风水观是在“阴宅”风水观上生发出来的。“阴宅”尚且如此，“阳宅”就更不必说了。）[5]（P327）这一观念对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他风水理论莫不根源于此。这使风水观念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生命之美为底蕴，以“气”为中心概念的特殊建构模式，而这种风水模式实际上同“东方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密切相关，“它以‘生命为美’，以体现了以充盈的生命之气为美，以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的东西为美”[8]（P10），并认为生命形式是“交感”的，是“一体化”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原始思维的时候，曾深刻地指出，原始人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9]（P105） 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则无疑蕴涵了原始思维中关于生命“互渗共感”的神秘特征。例如“觅龙”观念，“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于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生命力旺盛的神异动物。以“龙”来类比风水形胜，正是对生命之美互渗共感的一种形象表达。又如《黄帝宅经》说：“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更是直接把住宅形制与人的生命形体进行关联比附。以生命之美来规范建筑环境与形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的核心。正是在这一结合点上，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融合为生态美诉求。
其次，这种生态美诉求是东方审美“同情观”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常常表现出“以己度物”的情感倾向，强调住宅与主人之间的“物我同一”和“同情同构”。认为自然界的山形水势，一草一木，都与房屋居住者的情感和命运紧密相连，好的风水意味着必然带来好的前景，坏的地理就预示着不详的兆头，甚至住宅环境中某一物的存毁也关乎房主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和情感。例如，上文所提及被看作风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石拱桥上建的石桥亭，自清代乾隆十九年建成后，毁了建，建了毁，于是也就有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风水言说，“及其既坏，村中事变频兴，四民失业，比年受灾，生息不繁”“一旦顿还旧观，嗣是民物之丰美，衣冠之赫奕，当必有倍于前者。”（《重造回龙桥记》）[5]（P335）因而，这座桥成了村民心中不倒的图腾，寄托了无尽的情感。正因为“东方‘同情观’以同情同构、物我交感、物我互渗的眼光看待自然事物，把自然对象的生命同自身生命加以类比，从而形成了美丑观念。” [10]（P63） 这正是生态审美难于自外于审美客体，必须“参与”体验的一个重要表征。故而，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必然以谐和有情作为重要的审美尺度，必然寓含着生态美诉求。
最后，这种生态美诉求与诗意栖居情怀密不可分。西方现代哲人海德格尔在对现代性及其危机进行批判的时候，曾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歌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理想，并明确指出，“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 [11]（P465）他有感于技术理性的恶性膨胀，对早先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关系充满怀念。而“诗意栖居”必须通过“筑造”才能达成，人只有通过劳作筑造居处，为自己营造一个栖居之所，才能够在这里俯视大地、仰望天空。以此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则其中无疑包蕴了诗意栖居的情怀。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这种诗性智慧并不是哲人们反思的结果，而是原始的、浑融的、自在的，是对宇宙模糊体察中产生的审美感悟，是远古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这种思维采取‘以己度物’的方式去感知外物，以类比的方式去区别和把握外物，以象征、比喻、意会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情感或思想”[8]（P12），尽管住宅建筑风水观的阐释是以一种变态的神秘风水话语来表达的，但诗意情怀却是其根本内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它与生态之美密切相联。“环吾乡皆山也，出自太行地，北有鹿台蟠回，高出诸峰。南应历山驰奔云矗，倚空向出者，千峰碧苍翠。东曲陇鳞鳞，下临大涧。西山隆沃壮，似行而复顾，或曰伏虎山，或曰凤凰岭。”[5]（P332）从这则明代石碑上记载的风水宝地山西沁水县西文兴村的居住环境来看，难道不正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栖居之所吗？！东方特有的诗意栖居情怀渗透到风水观念中必然生发出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生态美诉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无疑蕴涵着生态美诉求，它渊源于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是中国古人生态智慧和诗性掌握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生态美诉求对于我们矫正现代住宅建筑中那种远离自然本性，远离生态环境，单纯追求住宅面积、居住设备及经济适用等技术理性观念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对于规避工业污染和城市噪音也是十分有启发价值的；对于倡导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失为一剂良方；尤其是对城乡总体规划和城乡社区建设时的环境设计具有特别重要的美学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毕竟还存在一部分很难进行现代转换的消极因素，如认为围墙内不宜种树，因“口中有木，困字不祥”等落后的封建迷信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在吸收其生态美内核的同时，对东方文化掌握世界的独特审美方式进行合理的美学扬弃。
主要参考文献：
[1]蔡达峰. 历史上的风水[M].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
[2]曾繁仁. 试论生态美学[A]. 鲁枢元. 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C] . 南方出版社，2002.
[3]佘正荣. 生态智慧论[M]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陈志华. 外国古建筑二十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5]楼庆西. 中国古建筑二十讲[M]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6]徐恒醇. 生态美学[M].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7]遗迹·奇迹[N]. 羊城晚报. 2004-12-3.
[8]邱紫华 王文戈. 东方美学简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邱紫华. 东方美学史（上卷）[M]. 商务印书馆，2003.
[11]海德格尔选集（上册）[M]. 上海三联书店，1996.
首先，这种生态美诉求直接渊源于东方文化中对生命之美的神往。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是建立在郭璞所谓“有生气”理论基础上的。郭璞在《葬书》中认为，“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阳宅”风水观是在“阴宅”风水观上生发出来的。“阴宅”尚且如此，“阳宅”就更不必说了。）[5]（P327）这一观念对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他风水理论莫不根源于此。这使风水观念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生命之美为底蕴，以“气”为中心概念的特殊建构模式，而这种风水模式实际上同“东方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密切相关，“它以‘生命为美’，以体现了以充盈的生命之气为美，以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的东西为美”[8]（P10），并认为生命形式是“交感”的，是“一体化”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原始思维的时候，曾深刻地指出，原始人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9]（P105） 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则无疑蕴涵了原始思维中关于生命“互渗共感”的神秘特征。例如“觅龙”观念，“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于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生命力旺盛的神异动物。以“龙”来类比风水形胜，正是对生命之美互渗共感的一种形象表达。又如《黄帝宅经》说：“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更是直接把住宅形制与人的生命形体进行关联比附。以生命之美来规范建筑环境与形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的核心。正是在这一结合点上，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融合为生态美诉求。
其次，这种生态美诉求是东方审美“同情观”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常常表现出“以己度物”的情感倾向，强调住宅与主人之间的“物我同一”和“同情同构”。认为自然界的山形水势，一草一木，都与房屋居住者的情感和命运紧密相连，好的风水意味着必然带来好的前景，坏的地理就预示着不详的兆头，甚至住宅环境中某一物的存毁也关乎房主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和情感。例如，上文所提及被看作风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石拱桥上建的石桥亭，自清代乾隆十九年建成后，毁了建，建了毁，于是也就有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风水言说，“及其既坏，村中事变频兴，四民失业，比年受灾，生息不繁”“一旦顿还旧观，嗣是民物之丰美，衣冠之赫奕，当必有倍于前者。”（《重造回龙桥记》）[5]（P335）因而，这座桥成了村民心中不倒的图腾，寄托了无尽的情感。正因为“东方‘同情观’以同情同构、物我交感、物我互渗的眼光看待自然事物，把自然对象的生命同自身生命加以类比，从而形成了美丑观念。” [10]（P63） 这正是生态审美难于自外于审美客体，必须“参与”体验的一个重要表征。故而，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必然以谐和有情作为重要的审美尺度，必然寓含着生态美诉求。
最后，这种生态美诉求与诗意栖居情怀密不可分。西方现代哲人海德格尔在对现代性及其危机进行批判的时候，曾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歌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理想，并明确指出，“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 [11]（P465）他有感于技术理性的恶性膨胀，对早先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关系充满怀念。而“诗意栖居”必须通过“筑造”才能达成，人只有通过劳作筑造居处，为自己营造一个栖居之所，才能够在这里俯视大地、仰望天空。以此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则其中无疑包蕴了诗意栖居的情怀。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这种诗性智慧并不是哲人们反思的结果，而是原始的、浑融的、自在的，是对宇宙模糊体察中产生的审美感悟，是远古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这种思维采取‘以己度物’的方式去感知外物，以类比的方式去区别和把握外物，以象征、比喻、意会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情感或思想”[8]（P12），尽管住宅建筑风水观的阐释是以一种变态的神秘风水话语来表达的，但诗意情怀却是其根本内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它与生态之美密切相联。“环吾乡皆山也，出自太行地，北有鹿台蟠回，高出诸峰。南应历山驰奔云矗，倚空向出者，千峰碧苍翠。东曲陇鳞鳞，下临大涧。西山隆沃壮，似行而复顾，或曰伏虎山，或曰凤凰岭。”[5]（P332）从这则明代石碑上记载的风水宝地山西沁水县西文兴村的居住环境来看，难道不正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栖居之所吗？！东方特有的诗意栖居情怀渗透到风水观念中必然生发出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生态美诉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无疑蕴涵着生态美诉求，它渊源于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是中国古人生态智慧和诗性掌握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生态美诉求对于我们矫正现代住宅建筑中那种远离自然本性，远离生态环境，单纯追求住宅面积、居住设备及经济适用等技术理性观念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对于规避工业污染和城市噪音也是十分有启发价值的；对于倡导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失为一剂良方；尤其是对城乡总体规划和城乡社区建设时的环境设计具有特别重要的美学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毕竟还存在一部分很难进行现代转换的消极因素，如认为围墙内不宜种树，因“口中有木，困字不祥”等落后的封建迷信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在吸收其生态美内核的同时，对东方文化掌握世界的独特审美方式进行合理的美学扬弃。
主要参考文献：
[1]蔡达峰. 历史上的风水[M].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
[2]曾繁仁. 试论生态美学[A]. 鲁枢元. 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C] . 南方出版社，2002.
[3]佘正荣. 生态智慧论[M]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陈志华. 外国古建筑二十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5]楼庆西. 中国古建筑二十讲[M]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6]徐恒醇. 生态美学[M].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7]遗迹·奇迹[N]. 羊城晚报. 2004-12-3.
[8]邱紫华 王文戈. 东方美学简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邱紫华. 东方美学史（上卷）[M]. 商务印书馆，2003.
[11]海德格尔选集（上册）[M]. 上海三联书店，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