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沟桥到友谊医院，流水作业，“摘你没商量”
孙立勇说，他1979年进入北京市公安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一直到1987年。与他同期的650名公安学校的同学，也被分配到北京市公、检、法各机关，有的分配到公安局的执行队，和法院的执行厅，专管枪毙犯人。同学间经常保持联络，互通信息。
从专管枪毙犯人的同学处，孙立勇了解到，当时，北京市友谊医院是北京市唯一能获取死刑犯器官的医院，流程是，北京公安局先确定枪毙人的日子，然后跟法院一起通知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会在人死以前，去拘留所（当时是北京市公安七处）验血型，找相匹配的犯人。
枪毙的时候，公安局的车去，法院的车去，友谊医院的车也去。只是友谊医院的车挂红十字的牌子，车上的人不下来，车上有手术台，刀子、剪子全准备好了。
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地点一般在卢沟桥。枪毙人的时候，会在地上挖个坑，让犯人跪在坑边，然后枪击头部。因为要摘取内脏，所以不能打心脏部位。
开枪以后，犯人会往前栽，栽到挖好的大坑里，这时验尸官会过来，检查是否死亡，然后用一个大塑料袋子，往犯人臀部一套，再“一扽、一兜”，人就进到塑料袋里了。然后将袋子一捆，扔到有红十字的车上。
车上的人马上开始切、割，一边切，一边割，一边将车往友谊医院开。同时医院已做好病人的麻醉，膛都开好了，专等器官。
孙立勇说，据他所知，凡被判死刑的，不管本人是否同意，共产党都“摘你没商量”。共产党认为摘人器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共产党真残忍，我们家孩子都空了！”
孙立勇说，89年后，因创办地下刊物，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处以七年徒刑，于1991年至1998年在北京秦城监狱、第一监狱、第二监狱等处坐牢。
1996年，与他同被关押的一名姓马的犯人的一名朋友被枪毙了，朋友的父母在探视时告诉他：“我们去医院收尸时，觉得这个人特瘪，一摸，整个肚子都是瘪的，我们就把他秋衣打开了，打开后一看，整个胸膛，从喉咙到肚子，全开了膛了。也缝了，缝的针都很糙……共产党真残忍，我们家孩子都空了！”
根据移植需要确定执行死刑时间
孙立勇还说，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陪“死号”，陪了半年多。“死号”指已被判处死刑的人。
这位朋友告诉孙立勇，在押犯被判死刑后，至少被全身体检一次，要验血，有的人还要反复验，全身做系统检查。有的人被判处死刑后很快就执行了，有的人则要等好几个月。
孙立勇说，从他做过八年警察的经历，凭“公、检、法”做事的方式，以及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他推测，有的人之所以不马上被枪毙，是因为“他们要留着这个人，他要等，等到有匹配的人了，他才毙他。”
“你们为什么不说？”
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网曾载文批驳7月6日由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的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称，镇压法轮功后的六年中，有4万多起器官移植的来源无法解释，而“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回答了这个疑问”。新华网的文章说，不可能有4万人都消失了，而外界却从未听说。
对此问题，孙立勇说，4万多人消失，而外界从未听说这种事，在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比如他曾找到一名六四死难者，姓林。这个人89年6月3号那天去天安门了，有人看见他帮着抬伤员，后来就没了，连尸体都没了。但他父母却从不对外讲自己的儿子没了。
孙立勇找到这人的父母后，曾问：“人没了，你们为什么不说？”
他们回答：“我们是老革命，革命了一辈子，现在共产党给我们退休金。这种事，我们要说了，还怎么混？”
孙立勇说，这家人到现在也不愿声张这个事。他们虽然恨共产党，但也没办法，反正儿子也没了，不如息事宁人，忍了吧。
把共产党推向历史审判台 愿海外民运朋友多努力
孙立勇说，因为共产党监狱的事情都是国家机密，谁敢披露情况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直接证据比较难获取。但他愿意加入调查，也希望海外民运朋友一起努力，尽早将共产党推上历史审判台。
附孙立勇小传：
生于1961年6月，1979年进入北京公安学校，后在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工作。87年离开公安系统，任北辰实业集团保卫科干部。89年6月3日晚亲眼目睹天安门大屠杀，拍摄到许多死者照片，其中一处有57具尸体。1990年起创办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中国》，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七年徒刑，1998年4月刑满释放，2004年逃至澳洲申请政治避难。现任“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着有近30万字的《走过冰山》（尚未发表），记录狱中七年见闻。
又：孙立勇现在澳洲以搬家为生，生活艰难，但坚持每月往中国寄钱，支援政治受难者。因深感政治犯的危难处境，他称自己是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的“着急人”，而非“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