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12 20:03:58作者：陈苏
中国政府日前开会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分析人士认为，改革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是改革中国的政治垄断体制，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法遏制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中国近年来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比美国和俄罗斯更加不公平的社会。根据基尼系数，中国20年前的收入差距相当于德国和瑞典，但是现在却接近于墨西哥和巴西。中国媒体报导说，中国最高最低收入差距达33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
*社会矛盾相当尖锐*
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商德文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现在着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是被逼无奈，由于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政府如同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解决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他说：“工人、农民和弱势群体，还有退休者、失业者、下岗者、城市贫民，这些人收入比较低，其他的象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教师、教授，还有公务员，他们的收入还是可以的。地区有差别，中西部问题就大。”
虽然商德文教授认为公务员的收入还算可以，但是中国公务员工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先行措施之一。中国媒体称这是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起到扩大中产阶级队伍，稳定社会的作用。
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 原《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编辑王光泽认为，中国的非实权部门公务员、非垄断性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资确实不高，有待调整。但他认为，公务员的收入稳定，享有社会保险，中国急待需要解决的是把8亿农民纳入社会保险系统中。
王光泽说：“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做的不是给公务员加薪，而是考虑农村群体。8亿农民长期的、几十年如一日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他们没有归属感，被严重地边缘化了。所以农民工进城后会出现大量的违法犯罪，其中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边缘化导致他们中一部份人出现反社会的性格。”
*腐败垄断造成机会不平等*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被中国媒体引述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拉大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不过，北京大学商学院的商德文教授说，提垄断时只提商业垄断，不提政治垄断，是不愿点出问题的本质。他说：“本质上是一样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经济上叫作垄断，政治上叫做独裁。独裁政府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只是一党说了算，少数人说了算，不透明，暗箱操作。”
独立时事评论员王光泽说，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他说，行政性垄断在中国能量极大，导致官员腐败，权力寻租。但是中国即将出台的垄断法草案只提及商业垄断，却不提行政性垄断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何加以约束。他说：“在中国，商业垄断实际上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其实最严重的是行政性垄断。你要改变收入体制，改变国民收入差距，我觉得首先应该改革这些垄断企业，以及行政权力过大的部门。你要想办法约束行政权的扩张，约束他们寻租的可能。”
*缩小收入差距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范亚峰认为，缩小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大势所趋。但他说，有关方面还没有做好相应的理论基础准备，很难谈及改革分配体系的具体措施。范亚峰说：“现在讨论收入分配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把这个问题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则的分歧与混乱处理清楚。我想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大家首先能够接受的重叠共识，这个是解决收入分配具体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共识的核心原则就应该是自由价值、平等价值和正义价值的综合平衡。”
独立时事评论员王光泽认为，正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改革的公正性、社会正义的严重缺损才导致中国今年上半年有关改革的激烈争论与交锋。他说，目前分歧还没有统一，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来自体制外，特别是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巨大压力，从而使得包括给予农民全民医疗保险在内的一些缩小城乡差别的举措至今进展极为缓慢。
北京大学商学院的商德文教授也持类似观点。他说，如果中国不改革其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在现行政治独裁、经济垄断的体制下，不可能实现包括收入分配合理在内的社会公正。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中国近年来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比美国和俄罗斯更加不公平的社会。根据基尼系数，中国20年前的收入差距相当于德国和瑞典，但是现在却接近于墨西哥和巴西。中国媒体报导说，中国最高最低收入差距达33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
*社会矛盾相当尖锐*
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商德文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现在着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是被逼无奈，由于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政府如同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解决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他说：“工人、农民和弱势群体，还有退休者、失业者、下岗者、城市贫民，这些人收入比较低，其他的象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教师、教授，还有公务员，他们的收入还是可以的。地区有差别，中西部问题就大。”
虽然商德文教授认为公务员的收入还算可以，但是中国公务员工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先行措施之一。中国媒体称这是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起到扩大中产阶级队伍，稳定社会的作用。
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 原《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编辑王光泽认为，中国的非实权部门公务员、非垄断性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资确实不高，有待调整。但他认为，公务员的收入稳定，享有社会保险，中国急待需要解决的是把8亿农民纳入社会保险系统中。
王光泽说：“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做的不是给公务员加薪，而是考虑农村群体。8亿农民长期的、几十年如一日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他们没有归属感，被严重地边缘化了。所以农民工进城后会出现大量的违法犯罪，其中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边缘化导致他们中一部份人出现反社会的性格。”
*腐败垄断造成机会不平等*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被中国媒体引述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拉大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不过，北京大学商学院的商德文教授说，提垄断时只提商业垄断，不提政治垄断，是不愿点出问题的本质。他说：“本质上是一样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经济上叫作垄断，政治上叫做独裁。独裁政府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只是一党说了算，少数人说了算，不透明，暗箱操作。”
独立时事评论员王光泽说，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他说，行政性垄断在中国能量极大，导致官员腐败，权力寻租。但是中国即将出台的垄断法草案只提及商业垄断，却不提行政性垄断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何加以约束。他说：“在中国，商业垄断实际上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其实最严重的是行政性垄断。你要改变收入体制，改变国民收入差距，我觉得首先应该改革这些垄断企业，以及行政权力过大的部门。你要想办法约束行政权的扩张，约束他们寻租的可能。”
*缩小收入差距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范亚峰认为，缩小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大势所趋。但他说，有关方面还没有做好相应的理论基础准备，很难谈及改革分配体系的具体措施。范亚峰说：“现在讨论收入分配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把这个问题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则的分歧与混乱处理清楚。我想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大家首先能够接受的重叠共识，这个是解决收入分配具体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共识的核心原则就应该是自由价值、平等价值和正义价值的综合平衡。”
独立时事评论员王光泽认为，正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改革的公正性、社会正义的严重缺损才导致中国今年上半年有关改革的激烈争论与交锋。他说，目前分歧还没有统一，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来自体制外，特别是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巨大压力，从而使得包括给予农民全民医疗保险在内的一些缩小城乡差别的举措至今进展极为缓慢。
北京大学商学院的商德文教授也持类似观点。他说，如果中国不改革其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在现行政治独裁、经济垄断的体制下，不可能实现包括收入分配合理在内的社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