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７７，７８级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群，前无先例，后不再有。他们来自积攒了１０年的考生，几十人里挑一，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经历丰富的老三届和其后的‘文革中学生’。那时文革的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刚从禁锢中解脱的人们活动着还麻木的头脑，憧憬着美妙的前景，还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少自由。而新上台的统治者们也还没打定主意给老百姓多少自由。
就在那充满希望的躁动中，北京大学７７、７８还有７９级的学生上演了一出自由竞选的大戏，一时红红火火热闹非常，在他们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演奏出一个高潮。二十年后再回头看去，更觉的那是最能代表当时北大学生精神状态的一幕。可惜，官方的北大史是不愿意纪录那一页的。
１９８０年的自由竞选，选的什么呢？海甸区的人民代表，按人口分给北大学生２个名额，教职工３个名额。这大概是最低一级的人民代表，不足挂齿，但充满了政治热情和敏感的北大学生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夏申、房致远、王军涛最先宣布出来竞选，贴出〖竞选宣言〗，就在来来往往人最多的地方，小商店附近和学四食堂（现在已经拆了）。学四食堂俗称‘大饭厅’，是当时北大最能装人的地方，能塞几千人，不像办公楼礼堂，才几百个座位。所以冬天开个大会看个电影都在大饭厅。饭厅的一头是一溜卖饭的窗口，另一头是个舞台。饭厅里空荡荡，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吃饭都得站着，不少学生买了饭端回宿舍吃。开会看电影时一人一个小马扎，我们一入学一人发了一个。
在学四食堂吃饭的少说也有七、八个系的学生，人来人往的最多，所以竞选人就趁着吃饭的时候作宣传，在舞台上摆个桌子，放上麦克风，三两个帮忙的一嚷嚷，吃饭的学生就围过去了，等人够多了，竞选人就开讲。第一个这么干的好像是夏申（经济系的）。夏申的名字立刻传遍北大，头一个跳出来竞选，这就是新闻人物。接着是房致远。有了两个就有了比较，房致远似乎更诚恳，或叫老实，干脆说不够老练。一回答提问，竞选人的水平就显出来了。比方说当时刚刚抓判了魏京生，这当然是个必问的问题。只要讲理的人就看的出来，判魏京生十几年徒刑的理由（出卖军事情报）根本站不住脚，纯粹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站起来反对共产党的专制。可是竞选人在台上怎么说呀？回避？必遭选民抛弃。说判错了？那可就是跟党对着干了。是党员的就要考虑党票保的住保不住。而且说判错了，选民也不喝采，因为那是谁都知道的事，你得说出更高的见解，让人佩服才行。其它的尖锐问题还多着呢，像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哪个更好更民主，言外之意是中国该走哪条路，还有共产党这几十年到底干的怎么样，言外之意是还要不要拥护共产党。这些问题怎么回答？说多数选民爱听的？那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如何避免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论’，又能让选民爱听，是很要点水平的。房致远就是诚恳十足，水平欠佳。选民一提问，他就顺着走了，实话实说，骂开共产党了。而且就算骂共产党，选民也不一定买你的帐，因为不少人背地里也骂。你必须骂的更有水平才行。
紧接着房致远的是王军涛，当时已经是名人，上过报纸，是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的英雄。据说‘扬眉剑出鞘’那首名诗就是他写的，还为此蹲过监狱。王军涛既是名人，又能考入北大，肯定是绝顶聪明。可光凭这个就想折服选民，那是别想。那会儿的北大学生可不是如今的追星族，是个名人就佩服。７７、７８年能考上大学又是北大，谈何容易，哪个没有点自负？所以面对名人先要挑剔一番，尤其是比自己年轻的名人，更挑剔的厉害，其中暗含了几分嫉妒。王军涛当时仅２２岁，已是团中央候补委员，自然更容易让人嫉妒。比如我自己，一听王军涛仨字，心里就想：太狂！立即决定抵制，他的答辩会不听！从王军涛起，答辩会一般都在办公楼礼堂。那天，不足一千座位的礼堂挤进去据说有一千五百人，盛况空前。我们班的小尤跑去听了，去之前是将信将疑，去之后则对王军涛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没去听，所以没机会改变对王军涛的成见。接着他又贴出大字报，一贴一大片，还之一之二之三的隔两天一换。确切题目记不清了，大意是‘论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立即又呲之以鼻：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连看都不看。王军涛的论点在当时确实一鸣惊人，马上引起激烈争论，但也让我这种僵化的人反感：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是好是坏单说着，非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纯粹是故弄玄虚，想引人注目而已。当时我认为一个２２岁的人张口就敢点评毛泽东，实在太狂。思想领先时代但不够老到的王军涛就这样丢了一些选票。（我对王军涛的成见是在１９８９年天安门惨案之后才消除。他面对被捕入狱，平静又坦然，实在是男子汉一个。）
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稍晚一点（１１月１０日）宣布参加竞选。这有点让人意外。以他的身份，将来官运亨通已经有了保障，没必要来争小小的海甸区人大代表。而且竞选有点‘不合规矩’，弄不好反而会影响他的仕途。再一个，他的身份对他竞选也只能是帮倒忙。他的学生会主席是上边指定的，这种‘官方 ’‘正统’的背景让多数选民本能的反感。但张炜确实有两下子，他的答辩会也是大告成功。不少人恶狠狠的用尖利的问题向他刺去，可他左一下右一下全给化解了，既没有大骂共产党也不显的保守僵化，回答常常出人意料的‘得体’，不时赢得掌声。有人评论他‘太油’，但更多的是‘有分寸’‘政治家’‘上下都能接受 ’。也有气极了的干脆问：‘张炜请回答：你和泥鳅有什么区别？’‘你是官方代表，学贼，你没有资格参加竞选’。但说出这种话就已经表明败给了张炜。张炜的才华虽然让我佩服，但还没有佩服到想投他的票。
最成功的竞选人胡平那时是研究生。但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拿研究生太当回事。不过胡平答辩演讲会的广告也写的太狂了。其中有句话好像是‘你只要一听胡平的讲演，就会对社会哲学有一个全新的概念’！北大学生哪个没有自己的一套？听什么人一讲就全改了？谁那么狂啊？我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想领教一下胡平到底有多大本事。那天（１１月１７日）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办公楼礼堂，但楼下已经满了，刚上楼坐下一会儿，楼上也满了。再来的就抢占走道和一切空地。很快，坐着的就变成了小块的盆地，因为四周挤满了站着的‘高山’，据说外面还有好多人再也挤不进来了。
胡平讲演的主题是‘论言论自由’，并不吸引人，不够解气，有点无关痛痒，似乎没有抓住社会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但胡平一开讲，挤的满满的人声鼎沸的礼堂就没人敢动没人敢出声了。胡平人并不起眼，属瘦小型的。但他的逻辑力量太厉害了，没一会儿，我原来心里挑毛病的挑战情绪就一扫而光。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但有几个论点却从此刻进了我的脑袋。今天再看没什么了不起，可当时的我却是前所未闻。
第一个论点：言论自由就是讲反对话的自由。所谓的反对话说白了就是‘反动言论’、‘错误言论’。那之前，我从没怀疑过流行的观念：错误和反动言论是不能任其自由发表的，那叫 ‘放毒’，必须禁止，放毒者也要严惩。可听胡平一讲有点恍然大悟：哪怕在最专制的社会里，讲顺从话的自由从来就没缺过。比如大清朝，老百姓一直享有高呼 ‘皇帝万岁万万岁’的自由。所以说，‘言论自由’若还有点意义，那就仅仅在于讲统治者不愿意听的话的自由。
#p#第二个论点：目前言论不自由的罪责不全在专制者，广大人民群众也有份。这乍一听简直是弄颠倒了。明明是专制制度的过错，人民群众是受害者，怎么能把责任推给受害者呢？但胡平讲的确实有理：任何专制的统治者总是少数，他们所以能实行专制就在于多数人的认可。这种认可不必是支持，只要面对少数人的恶行保持沉默就足够了。胡平专门提到胡风，说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以言论罪惩治了几个小小的‘反革命’，然后就有了从５７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一步步的走向深渊。每次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都是多数人以思想言论罪迫害少数人。
第三个论点：全国人大代表的推选有根本缺陷，比如有些劳模仅仅因为是劳模就当选人大代表。我过去以为人大代表的推选还说的过去，至少考虑的挺全面，比如考虑少数民族比例，女代表比例，各行各业的比例，哪都照顾到了。不少人大代表都是杰出人物，像劳模、名演员、名运动员。听胡平一讲：人大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宪法是这么说的），所以人大代表的首要条件是参与治国的能力。一个劳模在本职工作中有出色表现，但不一定有能力作称职的人大代表。奖励劳模可以用其它方式，但决不应当用人大代表的资格。
胡平的这几个观点今天看来太平常了，可当时的我却是闻所未闻，乍一听和我脑袋里的观念满拧，细一想则不能不承认：还真是那么回事！会场上的多数人大概和我差不多，所以胡平的讲演一结束，不光是掌声雷动，许多人干脆扯开嗓子欢呼，就像如今听流行音乐会的疯狂场面。接着的答辩更热闹。那时有的竞选人已开始互相攻击，为的是消减别人的选票，就和西方的竞选一样。胡平的大获全胜使有些人难以忍耐，正讲着呢就有条子传上去，胡平刚讲完，有人就迫不及待的站起来提问，有的干脆挤上了台抓住麦克风大喊，其中好像就有其他竞选人和其竞选班子的，这是他们最按捺不住的一次，争着发出自以为是有力的一击。胡平当时的回答似乎反击力不够，但已经完全站在胡平一边的大多数听众却让他们一败涂地。一位自称是经济系一部分选民代表的跑到台上，在麦克风面前慷慨激昂、挥拳顿足。但仅仅是挥拳顿足而已，因为连一丝声音都听不到了，全会场千百张嘴在大喊：‘滚下去！不许捣乱！……’。雷鸣之中扩音器就像蚊子声。当答辩会结束退场时我才注意到，墙上全是哈气凝成的水滴，又一条条的流下来。窗户全都大开，虽然已是冬天，要不那么多人挤在那么小的礼堂里早憋坏了。
竞选人还在一个接一个的往外跳，但已经不能吸引选民的注意了。例外的是张蔓菱，她一出来立即轰动。即是一位女士，所以她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之外还要谈谈女性。张女士指出，共产党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男人弄的不像男人（没了骨气没了男人气概），女人不像女人（又粗又野，张口就能骂人）。张蔓菱把这概况为‘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还提出口号，要恢复‘东方女性美’。她说的可是人品方面的内在美，像温柔、女人味、热爱家庭之类的，和相貌没什么关系。可中国男人毛病太大，精英的大学生们也一样。不少人开始嬉皮笑脸的谈论张蔓菱，本来对竞选并不关心的也一口一个张蔓菱。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她的‘竞选声明’，对张蔓菱的论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光是津津乐道两句话：‘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和‘东方女性美’。张女士一开见面会和答辩会，立即爆满，不亚于胡平王军涛的号召力。但许多人只是想开开眼，看看张女士有多美：没有金钢钻敢揽瓷器活吗？自己不美敢口口声声的‘东方女性美’么？这些人脑袋里的‘东方女性美’就是东方美女的意思。
按说张蔓菱不难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眼睛挺大。可惜当时的张女士一点都不打扮。记得刚开学不久，我的一个同学在买饭排队时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位悄悄问我：你说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从穿着上看绝对是男的，一身工作服式的棉裤棉袄，头戴狗皮帽子，脚穿大头鞋。这一身不光是男式，还是整天野外干活卖苦力气的男人服装。可那位个子比一般男人都矮，脸更是女人像，体形在棉袄棉裤里看不出来，反正绝不够男人的健壮。经过一番观察我们断定那是个女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张蔓菱女士。她干嘛穿成个男的呢？还是个下层卖苦力气的？后来才知道，那并不是张女士标新立异，而是生活使然。她曾经插队，干勤杂工，被打成 ‘反革命’，经过许多男人都忍受不了的磨难。当然，到了竞选时，张女士已经穿上了女装，但绝没有任何精心打扮。当时的女人都不怎么打扮，除了上台演戏的，没人敢抹口红，描眉毛。
一是张蔓菱一点不打扮，二是许多人心中的‘东方女性美’怎么也得赛西施，比貂蝉，所以一见着张女士都大失所望。一天在４２号宿舍楼吧，张蔓菱与选民见面。那是间活动室，挺大的屋子爆满，连门口都被站在椅子上的人堵死了，门外还有不少人走来走去的干着急。有一位搬来个桌子，硬推到门口，爬上去使劲把脑袋挤进了门框。可一会又退出脑袋，一边大叫着‘完了，完了’，一边爬下桌子。鼻子眼睛全挤到一块了，脸上的表情比吃了个苍蝇还难过：‘完了，完了！就是她呀！还东方女性美呢！大家快回去吧！别看了！美什么呀？长的太困难了！太困难了！’
张女士就这样面对着许多来看‘东方美女’的。有些人看一眼，一失望，走了。有的则打算为‘上当受骗’出口气，于是递条子提问题。比较客气的类似：‘请问，你自己够的上东方女性美吗’？不客气的就问：‘你是否想在选举中出嫁？你找到对象了吗？’‘你这雄化了的女人是否找到了一个雌化的男人’？把张女士都气哭了。当然，同情、支持甚至佩服张蔓菱的也大有人在，但多数人是不以为然，即使明白‘东方女性美’真正含义的也摇头：这和竞选有什么关系？干嘛提这鸡毛蒜皮的事？北大学生自以为应该放眼全球，关心政治经济头等大事。东方女性美？捣什么乱呀？
理科学生参加竞选的少，除了王军涛（技术物理系），物理系的于大海算一个，他是老实人，口才差点，但也曾让人小吃一惊。于大海一边竞选一边参加了北大的物理竞赛，拿了个二等奖。物理系学生个个了得，拿二等奖谈何容易，而且人家于大海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因此让一些理科学生佩服。
跳出来竞选的学生最后达到二十多人。但后出来的若没有超人的才华（像胡平），特殊的身份（像张炜），特异的论点（像张蔓菱）就根本别想再吸引选民注意了。
理科学生的参与热情明显的差些，像我们地理系，也就是吃饭的时候捎带着看看大字报，大多都舍不得花一晚上时间去听答辩会。我们地貌班二十多人里听过答辩会的也就是五、六个人吧。但听了答辩会的总要传达竞选人的观点，于是旁人也有了机会发表评论。每次评论都会发展为争论或干脆吵架，从寝室吵到厕所再从厕所吵回寝室，吵到熄灯上了床，吵到有人强烈抗议才休战。
文科学生就不同了，竞选就是学习，而且是应用和检验自己那点学问的最好实验课，所以大都精神十足的投入。最积极的参选，次一等的组织班子帮别人竞选，再低一等的就到处批评人家的观点宣扬自己的，高兴了还写大字报发表。号称中立的就搞报道，抄写大字报，收集资料。最起码的也要看大字报，听答辩会。当时还一下子冒出了好几个学生刊物专门报道竞选活动，有哲学系的〖竞选动态〗，中文系的〖竞选短波〗，历史系的〖历史的一页〗，法律系的〖观察〗。
答辩会、与选民见面会越来越多，凡名声大的竞选人的答辩会非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去占座位。大字报早把小商店和学生食堂一带全帖满了，只好帖向学生宿舍楼。自从胡平的答辩会，言论彻底自由了。立论、反驳、提问、反问、辩论、评论，再没什么局限，从个人到学校到全国全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宗教、哲学，……想说什么说什么，想问什么问什么，想辩什么辩什么。也有人反感，说这是选海甸区人民代表阿还是选国家主席啊？这可说到点儿上了，此时的学生早就不管什么人民代表了，要的就是一个自由言论的机会，把自己那点学问那点热情全掏出来。管它选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竞选过程。也有竞选人想‘务实’，提一提学生福利，还有北大和周边地区的环境建设一类的实际问题，但听众毫无兴趣。真照着选区代表那么务实，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至于北大的老师们，不少人也对学生竞选感兴趣。但经过了５７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老师们全长了心眼，只看不说。他们太清楚了：别看眼下闹的轰轰烈烈，什么都能说，说了好像也没事，那是上边还忍着呢，一旦想收拾你了，只是一句话的事。在竞选答辩会上也有老师到场，但只是旁听而已，决不加入。有学生通讯员向老师采访，让老师谈谈看法。但别管怎么问，老师们总是笑而不答，既不说反对，更不说拥护。学生实在问不出话来，转而问：‘您认为这些答辩的和提问的要放在１９５７年够的上右派吗？’一位老师这回张口了：‘全都是！全都是！’
至于北大校方呢，表现真不错，对学生竞选基本上是容忍，还提供教室、礼堂、扩音器材等条件。但北京市政府沉不住气了，专门发了个通知，其中有什么‘三条指示 ’，具体记不清了，基本意思是限制竞选不要‘过线’。但学生的反应是‘对着干’，还立即又跳出几位参加竞选，想借‘对着干’的情绪给自己‘加力’。北大校方并不认真贯彻‘三条指示’，只是传达了一下，也说过竞选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各类的大字报）要帖到指定地点。但指定地点太小了，哪帖的下呀。学生们不管那套，还是到处帖，校方也没采取什么限制措施。
竞选了一个月，终于到了１２月３日的预选，从２０多个竞选人里选出前三名进入正式选举。结果，胡平得票２８１２，王军涛２４００，张炜１７２３，三人胜出。下边的是房致远（１６１５票），夏申（１０７１），扬百揆（９３３），张蔓菱（６９５）等。１２月１１日正式选举，胡平第一（３４６７票）。王军涛第二（２９６４票），张炜第三（２０５２票）。学生总数为５９７６，半数为２９８８，两个名额只选出了胡平一个，于是还要补选一次，在王、张之中再选一个。虽然十多名竞选人联合发出了〖呼吁〗，号召选民们为了民主选举的成功，请积极参与。但结果呢，王军涛２９３６票，差５２票不能当选，张炜更惨，只得了１４５６票。两人相加是４３９２票，距总数差了１５８４票。就是说，有１５８４个学生或者没投票，或者投的废票。是他们不珍惜选票吗？恰恰相反，太珍惜了，所以决不凑合，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宁可把票废了。我那次就投的白票。这根本就不是选区人民代表，而是用选票表示对候选人佩服还是不佩服。不佩服就是不佩服，再选十次也是那样。王军涛也该自豪了，几乎有一半的学生佩服他。就连张蔓菱也挺了不起，有６００多人佩服她。这可是７７、７８、７９级的北大学生，哪个都自我感觉不错。能有６００多个这样的人佩服，足以骄人啦。
这一转眼居然二十多年过去了。
几年前我又去了趟北大，一看今天的大学生怎么全是孩子呀，想想也是，多半才十几岁吗。他们在教授（我当年的同学）面前的唯唯诺诺更比当年的我们相形见‘嫩 ’。但他们也自有成熟的地方，不少腰里挎着ＢＢ机手机，除了上课就忙着打工、家教、饭局、生日派对。又使当年的我们相形见‘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拨的学生替换着，一年一年的就改变了模样。校园也是如此，大饭厅早已不见了，盖起了那么多新楼。可奇怪的是，那些新楼还没几年呢却显出了破烂像，比如地质系和地理系在的‘逸夫楼’，白色外墙已赃脏乎乎，楼道满是尘土，厕所堵塞发出恶臭。倒是那些看熟了的，不知多大年纪的老灰楼们看上去还和当年一个样。而当年的７７、７８级呢，曾经是豪情壮志，‘我们肩负着祖国的未来’，如今混的不错的是教授、研究员，大学系主任、副校长，科学院所长，政界有当到副部长的。但令人叹息的是，那些超级的才子，像胡平、王军涛、房致远、于大海等人却不被当局所容，如今流落海外。
更让人叹息的是，当年竞选时，许多人以为有了那个开头，一个全国范围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不会远了。今天一看，说不准还要再等几个二十年呢。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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