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三部曲”里，引用过一句意大利农妇的话：“快逃，祖国来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其实，此前的人类先贤们对“祖国”就有过深刻的思考。裴多菲先生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已通俗易懂地告诉人们，“自由”而非“祖国”，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让渡的权利。
从殃视里我们也知道，战争很多时候都是以颠覆主权为目的，但战争罪却只追究“反人类”、“反人道”、“反社会”，而不追究“反主权”。
为什么这样呢？这要从国家开始说起。从十八世纪起，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建立，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认为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率先强大起来的国家总是喜欢欺凌弱小国家，为了扼制这一“强权即公理”的现象一再发生，国家之间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国际法”，以此对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发现，独立之路并不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路或幸福之路，更多的罪恶在国家主权的掩盖下公然地发生着，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60年代初，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前苏联治病时，喜欢上了该国美食，于是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要了一名苏联的厨师回国。正是这名厨师，在为蒙博托服务时，发现该总统居然烹食婴儿成癖。良心驱使他逃离这个“主权国家”，并公布了他的经历和蒙博托的“食癖”。这一消息曾震惊文明国家，很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的“主权国家”，人类应该怎么办？而且蒙博托并不是个“例外”，他只是现代非洲三大食人魔王之一。
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断言：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比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牺牲”的人都要多得多。当年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和当代的社会主义新大哥，都可为尼克松先生的判断提供“现身说法”。
今天的人们早已知道，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危害人类本身。人权其实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一权力的制约。对人权的尊重，才是国家健康行使主权的保证。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对内，主权会成为一个暴君或一个强权组织隔绝世界、图谋个人或集团专利的篱笆；对外，会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因此，对一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暴政或邪恶国家，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汉、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完全符合人类正常情感的正义行动。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证明：暴政只能被推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因“良心发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上，“主权高于人权”，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一个颠覆性极强的概念。据此，可推出美、英出兵伊拉克是非正义的行动；但据此，也同样可推出人类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革命都是非正义的，如美国独立革命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英国的主权，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满清的主权。
这种荒谬之至的“理论”，为什么得到暴政国家、邪恶国家、专制国家的一致赞同呢？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并非不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只有“愚民”，才能维系他们社会的稳定和延长他们的“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