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书，是国民党老人文强的《文强口述自传》。文强，湖南人，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湘江岸边世代为官的豪门之家，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后裔，也是毛的表弟。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并由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宣布脱离国民党。后跟随朱德入川、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但由于1931年后受到党内追杀，又脱离共产党重新加入国民党。在国X民X党军队中他曾官至徐州“剿总”中将代参谋长。解放后文先生曾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政协委员，2001年10月22日以94岁高龄在北京病逝。
文强先生在口述历史一书的第二十三章“第八战区趣事”一节中，讲了这样一件趣事——
一次，胡宗南请客，请身边最亲信的高级幕僚，其中最年轻的是蒋X纬X国，是个上尉。蒋纬国对来的那些年纪大、官阶高又不理会他的人不大接近，一下子看到我，就挨着我坐下。胡宗南走过来对蒋纬国说：“你站到门口，帮人家拿拿帽子，挂挂大衣。”
蒋纬国回到座位上坐下来后，我对他说：“我注意到你，你给人家拿帽子，接大衣，做得不好。你站在那里，人家还没有来得及摘帽子，你就从人家头上一抓，把帽子抢过来，人家刚刚脱掉大衣，你就一把抢过来，人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应该慢一点，两只手去接，这才有礼貌。皮带呢，不能和大衣挂在一道，要另外放在一个地方，有次序地摆放，这都有讲究。有些人不要你代劳，有的假客气，有的是怕你办不好，情愿自己动手，他客气到第三句，你就随他好了。我还看见人家不吃烟的，你也给人家点烟，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他说：“老大哥呀，我不懂哪，我把事情看简单了。”
我说：“你是大少爷出身，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嘛。”
过了一会儿，胡宗南过来，带着蒋纬国到会客室后面的电话室，摇好电话，把电话递给蒋纬国，对他说：“给妈妈（宋美龄）拜年。”接着，教蒋纬国怎么说：“对父亲就不要拜了，父亲日理万机，请妈妈代我说一声，儿子给他拜年了，说这些就够了。”通完话后，胡宗南又对蒋纬国讲：“你看看客人吃烟不吃烟啊？吃烟的给点上烟啦。”
蒋纬国做好这些事后，胡宗南又说：“纬国，等一下宴会一开始你帮我做件事。”
蒋纬国站起来：“什么事啊？”
胡宗南说：“帮我布菜。”
其实蒋纬国对“布菜”是个什么事情并不清楚，只好含糊答应：“啊啊，布菜。”
蒋纬国坐下来问我：“哎，老大哥啊，胡先生要我布菜，是干什么事情啊？”
我说：“布菜啊，我告诉你，胡先生今天请客，他是最高长官，把我们这些亲信都请来了，包括你在内，本来布菜这些事情是他的事，现在要你代劳。布菜就是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夹一些菜。”
他恍然大悟：“噢，我晓得了晓得了。”
我说：“哎，布菜这个事情可是有道理，有分寸的呀。”
“一个盘子夹一筷子就行了，还有什么分寸哪？”
“不是那样简单，这里面有分寸。”
“那怎么夹法？”
我说：“你第一筷子要夹到胡长官盘子里，他是主人，而且除了他，没有再高的人了，第一筷子给胡长官夹，他心里很高兴，觉得你很尊敬他，其他人看了，也认为你很懂道理，会做人，有礼貌。”
“哎呀，老大哥，你真是帮了我，要不我几乎搞错了。”
我说：“你还没有完全搞懂呢。”
“怎么呢？”
我问：“这第二筷子夹给谁呀？你搞清楚了吗？”
“第二筷子夹给谁啊？我不晓得。”
“这第二筷子，要夹给那个参谋长，他资格老得很，又兼二十四集团军的总司令。第三筷子，你顺着桌子右边挨个过去。”
蒋纬国说：“哎呀，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哪，我都不懂。”
我又说：“你夹菜要站起来，坐在这里光手指动还不行，坐着夹菜是老人家的态度，你年轻，官阶低，一定要站起来，站起来就有礼貌了。”
他点头：“我懂我懂。哎呀，我今天上了很好的一课啊。”
第二本书，是共产党人满妹写的《思念依然无尽》。满妹，现用名李恒，1952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1968年参加工作，当过兵，198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大学毕业后担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兼任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和北京华康广告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后在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自1989年起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至今。
这个满妹的父亲，是人尽皆知的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满妹出身虽然尊贵，背景虽然显赫，但为人处事一向低调、内敛。谁知，在关键的时刻，她这种平民化的作风却遭遇了绝境。
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满妹家父病危，身在美国的满妹急于回家，母亲打电话给她让寻求领事馆帮助回国，满妹拨打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
蒋介石，起码在当时是理论上的国家之元首，执政党之领袖、三军之统帅；而对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军官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闻之必立正、言之必称“委员长”、“校长”的最高首脑。蒋纬国，就是名副其实的太子了，虽然年纪轻一点、军阶低一点，但那重要吗？不重要，重要是个有背景、有来头、有身份的人。然而，文强、胡宗南这些“党国忠臣”们，却敢指派蒋纬国挂衣接帽、点烟布菜、端茶倒水、充当下人。并且还嫌他干得不好、服务不到位，对他的劳动与行为指手划脚、挑三拣四， 据实指谬、当面训导。而蒋二公子呢？竟然也对这种类似于耳提面命式的指教谦恭受之、真诚致谢——真乃怪事一桩。
众所周知，耀邦同志曾经任过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虽然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总书记了，但依然担任政治局委员、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满妹呢，起码是前总书记的千金了。然而当她得知父亲突然猝逝，急于回国奔丧，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向旧金山领事馆里中国政府派出的官员大人们求助时，却遭到了冷酷的拒绝，并受到嘲讽与揶揄。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却出现在第二天——当领事馆得知满妹是耀邦的女儿后，不仅连连致歉，而且在受到批评后毫无怨言，小心翼翼地把以后的事情办得妥妥贴贴、一路绿灯……
一个细节，发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身上；一个细节，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的女儿满妹身上。当今天的读书人把这两个细节都摊在案头的时候，不知也会不会像我一样觉得这两个细节惊人地不相似，也特别地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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