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造反派”就都是好人或者受了蒙骗的好人。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包括红卫兵，都是喝了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共产党的狼奶中最具有毒素的，是煽动政治野心，鼓励用暴力和斗争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用非常规的手段获取名利。这是文革中很多“造反派”热衷于不停地造反和内斗的根源。当共产党改朝换代，需要给自己一个所谓“安定团结”的局面后，这些造反派便不但被一脚踢开，而且成了替罪羊。
中共的“造反派”当时不但在中国造反，而且造到了国外，甚至影响了中共和友好国家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的活动。
坦桑尼亚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文革早期，中共的外交活动受到冲击，大使都回国参加运动，接受批判，外交陷于瘫痪和停顿状态，但中共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却保持了正常。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数次访问北京，向中共要援助。中共也把对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所以虽然自己经济在文革中几乎停顿，但对坦桑尼亚是有求必应。当时中共对坦桑尼亚有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个。
坦桑友谊纺织厂是中共在60年代早期就开始的项目，到文革开始时差不多已经完工。当时中共在那里有130多名专家，其中负责纺织技术的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上海的纺织系统又是由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所控制，因此纺织组里很有一些政治野心膨胀的人。纺织组的英语翻译是文革初期从国内派来的，此人原来是上海纺织系统造反派的头头，觉得在国内造反得还不够，要到海外来造反，所谓“开辟第二战场”，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中共的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中共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还说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都是走资派，要打倒，纺织组的头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所以他要造反，要夺权。中共外交官被整得走投无路，连连向国内请示，以驻外机构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授予权力，制止这种造反。但中共外交部也正在被造反派弄得焦头烂额，回答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多做工作，反对压制这些造反派。
不但如此，这些造反派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坦桑尼亚工人中去。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但中共在纺织专家组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到1968年初，中共造反派又开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动，直接要求他们不要听自己政府的话，起来造反。
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共外交官的紧张。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正在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不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响的议论，而且在国内也面临很多人的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煽动一些政治野心膨胀的人制造动乱，从而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在60年代，中共的国际影响已经造成了一些亲共政权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的后果。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例证。在这两次政变中，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政变的后果是中共在这些国家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对中共也是沉重打击。
当时连尼雷尔本人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共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中共的意图表示疑虑，这当然和他对自己政治处境的担忧是分不开的，一时中共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驻坦外交官向国内一再紧急请示，陈述厉害关系。
其实在此之前，中共外交部鉴于文革造反派冲击外事工作的情况，曾经于1967年2月发出过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大使馆和一切驻外机构不得成立造反组织，不许夺权，不许由造反派监督当权派，已经成立的造反组织一律改为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但这个文件是由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制定的，造反派们并不卖帐，外交部领导害怕造反派的气焰，也不敢认真执行。
然而到了1968年初，坦桑尼亚的中共造反派的活动已经超出了宣传的范围，直接进行政治串连和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中共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和前途，中共外交部门不得不把以那个从上海纺织系统来的英文翻译为首的五名造反派头头调回国。但为了不给国内的造反派以压制革命群众的口实，同时也把反对这些造反派的纺织组组长等人一同调回国。回国后，这批造反派在上海被当作在国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发动文革的英雄，受到了盛大欢迎。造反派还说他们受到了外交部门走资派的迫害，要和外交部算账。
当时尼雷尔总统对中共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影响的忧虑有两个方面。一是害怕文革被反对派利用，对他的政权造成政治冲击，二是怕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破坏，影响中共对坦的经济援助。于是他在1968年7月第二次访问中国，特意要了解文革的情况，和中共方面谈他的忧虑。为了稳住在非洲的这个主要盟友，毛泽东在和尼雷尔会面时痛斥了由上海派到坦桑尼亚的那些造反派，说今后再有这样的人，中共决不姑息，发现一个撤回一个。周恩来在和尼雷尔会谈时也表示“文革”浪潮一定不会冲击到坦桑尼亚，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圣旨，中共外交部门造反派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幵辟第二个造反战场的英文翻译，在毛泽东直接点名后被下放劳动改造，落得和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一样的下场。
本来，在中共文革的影响下，坦桑尼亚青年团曾经想仿照中共大量印制毛泽东像章的做法，要中国为他们制做尼雷尔像章，还想在中共援建的友谊纺织厂试点，组建和红卫兵相称的绿卫兵。但经过中共造反派的一番折腾，坦桑尼亚人对文革的真相有所了解，对“造反派”十分头痛，于是这些照般中共的计划都流产了。
当时中共文革对坦桑尼亚的影响还表现在为坦桑尼亚培养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上，坦桑尼亚杂技团就是一个事例。文革期间除了样板戏，杂技是另一个被允许上舞台的节目。因为样板戏毕竟太政治化，杂技在很多场合就成了中共对外文化交流的工具。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65年首次访华时，在刘少奇陪同下观看了中国杂技，非常欣赏。刘当即表示可以帮助坦桑尼亚培养演员。尼雷尔回国后就选派了32名青年来华培训。尼雷尔1968年第二次访华时刘少奇已倒台。周恩来陪同他去武汉视察坦桑尼亚在华培训人员，他看得很满意。
1968年7月，坦桑尼亚杂技团学成归国，行前郭沫若还接见并观看演出，觉得学得很到家。回国后一段时间内杂技团表现还不错，但很快，中共文革的影响就表现出来了。这些团员之间闹派性，动不动就向领导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连中共外交官也说这是受了中国文革时“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 的影响。结果是杂技团被派性分化，内部闹得不可幵交，演员们无法再合作和表演，只好解散。一个在技术上很成功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这样被文革的影响糟蹋掉了。
今天回顾这些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文革”不但对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甚至也影响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非洲大陆。中共政治文化的破坏性和腐蚀性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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