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错，“六四”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高速增长区运行。但是，“六四”的发生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政治上的压制也完全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以“六四”作为分界线将一九七八年至二零零五年的二十八年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至二零零五年），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高于后一个时期。例如，按照复率计算的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八点七；而这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算术平均数则分别为百分之十点二和百分之九点二。
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中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中国的许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政策正是在第一个时期开启的。例如，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开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
事实上，“六四”镇压后的前两年，中国的执政者曾经想方设法地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曾经在公开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将中国的个体户和私有企业“罚得倾家荡产”；宋平等人则再在农村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妄图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只是当这些做法四处碰壁之后，执政者才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回到现实中来。
由此可见，即使是纯粹地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将高速增长归因于“六四”镇压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质量和财富分配合理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六四”镇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是显而易见。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没有缺乏保障，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水土和其他资源的严重缺失和环境的破坏，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尤其是各级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基层政权组织的黑社会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恰恰主要发生在“六四”以后。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普通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正是中国的增长难以持续的症结所在。
这些问题产生和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源，正在于中国的执政者在“六四”之后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进行表达；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制度，社会的阴暗面长期得以掩盖；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痼疾。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改善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这一点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还是从世界的历史看都无可否认。如果把维持现有政治秩序和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标准，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美国解放黑奴的战争、世界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都是错误的；相反，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德国法西斯制度等则都是合理的。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应该得到均衡的发展。如果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矛盾，唯一有权利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做出抉择的是人民自己。任何政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用坦克和自动步枪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真是拜“六四”镇压所赐，我们也无法在价值观上接受“六四”镇压的合法性。更何况“六四”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