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应该给“非政治化“下一个定义。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从字面上解释，应该就是远离政治的意思，从语境上讲，强调的是“非”。更进一步讲，这个词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政治化是不对的。而这个词的出现，就是针对海内外华人在反抗中共暴政、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而来的。而这个词的出现，显然是针对海内外华人抗暴和维权运动而来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人攻击法轮功组织退党活动是搞政治；去年举行“六四”纪念活动时，有人提出“六四”纪念活动应该非政治化；最近国内一些维权人士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接力绝食活动，又有人公开站出来说他们这样做太激进，维权活动应该非政治化。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遭人排挤而没能与美国总统会面事件，从中作梗的人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也是他们要非政治化，不能跟与民运来往密切的人权活动人士一起面见美国总统。
那么，要求这些活动“非政治化”是否合理和正当呢？答案显然是“不”。从事政治活动是宪法和联合国人权条约所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共产党可以搞政治，普通老百姓也同样有权从事政治活动。事实上，我们过去所从事的维权活动，除了少数活动是纯粹的维护经济权益以外，其他的绝大多数维权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与政治有关。比如说，广东省太石村村民的维权活动就是为了有效地行驶选举权和罢免权，而选举权是政治权利中的最主要部份。我们过去发起和参与的多次上书也是针对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来的，比如说要求举行全民选举，还政于民，要求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即便是我们过去提得最多的要求释放良心政治犯，表面上看是人权问题，实际上也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因为只有当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时，所有的良心政治犯才会彻底获得自由。更何况，中国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不合理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而我们从事维权活动的最大障碍也是这个专制政权，只要你从事维权活动，当局就会使用政治手段干预你。因此，要将维权活动与政治分开，几乎是办不到的。
其实，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我们从事的任何一项抗议活动就是政治活动，至少在当局看来如此。比如说，当年法轮功学员上中南海请愿，只是要求释放他们的学员和争取炼功自由，结果却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问题是，搞政治倒底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非政治化”？我记得国内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前年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时就“六四”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就遭到他的同样是被外界称为异议人士的同事的批评，理由是他们要保持非政治化。更荒谬的是，去年我们在“六四”纪念活动时希望提出一些“告别中共”之类的口号，也遭到部份民运人士的批评，他们的理由是“六四”纪念要非政治化。我们都知道，八九民运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政治民主化。自“六四”镇压后，我们每年在纪念“六四”时都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还政于民”之类的政治性口号。这一活动早已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其中一项重要活动。要求“六四”纪念非政治化无异于取消当代民主运动。
简而言之，中国当代无论是维权运动也好，反迫害运动也好，说倒底都是民主运动的一部份，也就是政治运动的一部份。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运动是指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而非中共过去所发动的那种人整人的文革式政治运动。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中共专制政体的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中共专制政权的终结。当中共专制政权倒台、中国走向民主化后，当代的维权运动和反迫害运动也就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将维权运动与反迫害运动与民主运动切割开来，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要求将维权运动或反迫害运动非政治化，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说得好听一点是糊涂，说得难听一点是在自觉地帮助中共打压这场运动。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政治乃众人之事。从事政治活动，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还在处在专制统治下，国人更应该积极参与到要求政治变革的民主运动中来。我们不仅不能要求维权活动非政治化，而且做为一个有责任有使命感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大声疾呼，要求更多的国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这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运动中来，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而作出贡献。因此，在中共专制政权没有倒台之前，在中国人民无法自由地行驶联合国人权公约所赋予我们的各项权利之前，让所谓的非政治化见鬼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