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条件是“爱国者”当选这两个老少护法，老的叫许崇德，少的叫做王振民。他们均出身号称“第二神学院”的中国人民大学，许还是王的导师，因此不但是老少配，还是最佳拍档，只是对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不是最佳，而是最差。
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护法，现在已经凋零，至少是从政治生命来说，许崇德是硕果仅存。活到这个年纪，他的脑筋僵化也就罢了，应该去颐养天年，却还喜欢对香港说三道四，误导港人。他的弟子王振民可是年轻一代，同他的老师完全一样，没有与时俱进，未免“未老先僵”。之所以如此，可能还不完全是个人因素，而是党的因素。在共产党底下混口饭吃，稍微少一点骨气，或者私心杂念多一些，还不是被共产党当枪使？
在四月二十七日举行纪念香港基本法通过十六周年研讨会上，许崇德说，普选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随便采用。这句话不完全错，例如在精神病院里，当然不能举行普选。但是当许崇德揭出他的普选条件时，却使人吃了一惊。因为他说：“今天你跟我打保票，肯定能把爱国者选出来，我主张今天就普选。”除了海珊时代的伊拉克，保证他以接近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恐怕也没有人敢举行打保票的普选。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也不敢打保票，否则怎么至今仍然不敢推行普选呢？
谁来决定“爱国者”标准？
但是问题还在于，什么叫“爱国者”？由谁来决定标准？例如那个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能够担任如此“海上长城”高职者，不论当年的军委主席江泽民，还是军委副主席胡锦涛，都认为他是爱国者，因此委以重任。结果他却是贪污腐化分子，挪用公款上亿元，包养五个情妇。成了国家蛀虫的人，还是爱国者吗？即使委任也不能避免委出一个坏蛋，为何普选就非选出一个“爱国者”不可呢？那些千千万万的中共贪官，不正是没有普选，被上级提拔，才得以横行党内、国内，甚至卷款外逃吗？为何没有美国贪官如此做？许崇德要香港向他打保票，口气也未免太大。难道他一个人就可以代表党，代表中央政府？如果因为他是“护法”而代表“法”，那不是“朕即法律”吗？
忘乎所以的固守一党专政相对于许崇德的直率，一语道出共产党的最担心所在而发表出来的“许一保”，王振民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归结到反对普选上。他为普选提出六个前提条件：一，政治上，除社会各界要认同普选外，这个认同也要取得中央的认可；二，经济方面，普选要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保证香港经济不会衰落；三，法律方面，必须先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有关政党发展的法律；四，教育方面，香港必须有足够的国民教育；五，香港社会要寻求积极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简单的对抗式政治文化；六，生活方式上，假如香港实施普选，很多生活方式会出现变化，特别是普选特首会面对更大民意压力，届时社会办事方式会有所改变，香港需要足够时间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先不从内容上来探讨，这些条件，香港会比菲律宾与印尼差吗？如果因为他们的血缘与香港不同，那么台湾又如何？这些条件中最荒唐的莫过于“普选要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保证香港经济不会衰落”。经济的盛衰起落不完全取决于有没有普选，这是常识，身为教授，讲出这种话居然不害臊。这种说法反映了中国一些官僚、商人与御用学者的暴发户心态：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他们忘乎所以，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中共的一党专政。难道他们忘记了，启动这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来资金，主要是从自由的香港、民主的台湾以及西方民主国家那里来的？普选要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废话，西方民主国家如果没有普选，哪来的经济繁荣？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印度经济崛起，并非依靠一党专政。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管理的援助，专制体制下的中国，绝对不会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这正好说明有普选的民主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即使因为其他原因导致民主国家的经济衰落，也不会出现像中国与北北韩一党专政国家那样的大饥荒，造成百万、千万人的死亡。
也许王教授学的是中共的法律，不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多表态，在一党专政下当然可以捞过界，但是自暴其丑，对党对己都不好。
争议可由香港居民公决这六条标准，犹如整风鸣放期间毛泽东所规定区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在“毛六条”中，本来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时至今日，别再拿“社会主义道路”开玩笑了，最根本的一条只剩“党的领导”。而“王六条”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条，那就是“要取得中央认可”。“中央”就是党中央，也就是党的领导。“基本法”的解释权永远在中共手里，因此，王振民实在没有必要绕那么一个大圈“劳民伤才”，甚至可能还要讲出一些违心的话。
──原载《动向 2006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