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不肯认数字，父亲操起木棍就朝儿子的脑袋打
2005年12月24日晚，郑博的母亲秦某教3岁的儿子认数字“1、2、3、4、5”，但儿子读了一遍后，就无论如何不再开口。性急的秦某打了儿子两个耳光，又操起一根木棍，痛打儿子。
这一幕被刚好回家的郑海现看到，他制止了妻子的行为，表示由他来教育。但是，生性倔强的儿子仍不肯多念。脾气暴躁的郑海现顿时火起，也操起木棍朝儿子的脑袋打了两棍。孩子放声大哭，但父亲并没有停手，木棍相继落在了郑博的脸上、手上、屁股上。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当晚11时，郑博突然大声喘气，脸色也变得难看，父母连忙把儿子送到附近的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此时，郑博已死亡。
经鉴定，郑博是因头部遭打击，颅脑受损后引起呕吐，呕吐物堵塞呼吸道，引起窒息导致死亡。除了头部的致命伤，郑博四肢、臀部等部位多处受伤。
“之所以下这样的狠心，为的是不想让孩子过和自己一样的苦日子”
在法庭上，郑海现后悔不已：“我们只是为了教他认字，他不肯，我们生气才打他。”“我们不是存心去伤害他……是教育他，多认点字，学聪明一点……做爸爸的教育他一下，并不是真的想打他……”，“之所以下这样的狠心，为的是不想让孩子过和自己一样的苦日子”。
郑海现夫妇都是河南淮滨人，均是30岁左右。郑海现只有初中文化，其妻只有小学文化。2002年5月，妻子生下了儿子郑博，2003年，他们舍下刚满周岁的儿子，从河南淮滨来到杭州萧山。在一切安排妥当后，二人就把儿子从老家接了出来。
夫妇二人每天推着车卖水果谋生。为节省开支，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子只有10多平方米。据认识郑海现夫妇的邻居反映，二人都是地道、本分的农民，但他们经常用棍棒“教育”孩子，而且下手较重。
“跟所有打工的人一样，我们想多赚点钱，让日子好过些。”郑海现说，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吃了不少苦，所以就想让孩子能聪明一点，将来日子好一点。“我们真没有想把他打死。打孩子，是为了让他将来比我强啊！”
警方的调查表明，二人并不是真的想致亲生儿子于死地，教育方法不当是酿成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公诉人也认为，郑海现是“出于教育孩子的良好初衷，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
一位办案民警说，每次提审，这对夫妻都是追悔莫及，尤其是母亲，每次提审都痛哭不已，念叨是自己“教育方法不对”。
农民工正成为“棍棒教育”的高危群体
浙江省青年研究会会长王曙光认为，看起来这只是极端的个例，但却有普遍性，体现了农民工改变孩子命运的迫切心情。“与普通市民相比，他们希望孩子成才的心情更为迫切。”
“农民工正在成为‘棍棒教育’的高危群体，”王曙光说，农民工大部分来自偏远贫穷的地区，城市与家乡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农民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是，由于读书少，文化素质不高，农民工往往不懂得教育子女的方法，他们基本采取强压式方法，要求孩子完全服从父母意志，稍有偏差，便打骂相加。
王曙光说，农民工多数是很疼爱孩子的，对孩子的期望很高，迫切希望孩子出人头地。但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是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形时有发生，生活及工作中的不如意，在他们心中造成巨大的压力，也使得他们容易把压力转移到无辜的孩子头上。一旦控制失当，就造成惨痛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