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的吴葆璋先生。
华人女子王文怡在胡布会的白宫南草坪上喊出“停止迫害法轮功”一事后，吴葆璋在分析了此事件的三大成因之后，指出：王文怡就好比16年前天安门广场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两人所表现出的道义力量，必将动员更多国外正义人士帮助中国人民结束中共暴政，为民主中国催生。
吴葆璋首先表示他很关注此事。他分析有三种因素促成了该事件的发生：“一是法轮功遭受的冤屈太深，二是中共暴政的史无前例，三是国际上某些政客和记者的麻木不仁，这三方面导致了王文怡白宫抗议这个突发事件的产生。
中共在过去七年里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史无前例的，其手法之恶劣，在人类刑制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最近人们常谈起文革，文革结束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但即使文革后，中共对不顺从它的百姓，依然完全是外国占领军的态度，就跟当年纳粹和日本占领军一样，屠杀残害中国百姓。而对讲求“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的镇压。不但把人杀死，还出卖他们的器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吴葆璋说，从这个意义上看，王文怡事件不是太出人意料，因为冤情太深，镇压太残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他不能不说出这些话，他不能不在这个看上去不太适合的场合下讲出这些话。
吴葆璋说：“我还把王文怡和16年前一位叫王维林的青年对比在一起来看这个问题。16年前，有一个青年只身在天安门挡坦克，16年后，一个女子只身在白宫南草坪上朝中美首脑喊话，我相信，两人所表现出的正义和道义的力量，必然会进一步动员国外正义的力量，帮助中国人民早日结束中共的暴政，为民主中国催生。”
吴葆璋在谈到西方社会的麻木不仁时，进一步谈到西方商人的责任，他说：“我常问那些欧洲朋友，19世纪的欧洲人和今天21世纪的欧洲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500年前，有一艘葡萄牙人的船到一地方搁浅了，那个地方就叫澳门。他们说到那的唯一目的就是做买卖赚钱。
后来发生了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事情，标志着中外关系史上很惨烈的一页吧，再后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也翻过了好几页，当代欧洲和那时的欧洲大不一样了，当代欧洲有了二次世界大战烟火下锻炼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现代的欧洲人，如果不尊重这些价值准则，只想赚钱的话，我看不出他们和 19世纪的欧洲人有什么本质区别。
现在的西方商人，要他不去中国赚钱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可不可以要求自己去赚干净的钱，在赚钱中不帮助中共暴政助诌为虐呢？我想这是做得到的。对西方政客，要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把人权看得高于主权，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他们没有这个道德勇气，但是作为21世纪的政治家，他们不应该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不说话，他们不但不应该不说话，而且应该提出具体的措施，制止中共践踏人权的行径，制止中共歼灭民主自由的暴行。
16年前的王维林和16年后的王文怡，我想他们的作用都是唤起更多西方正义的力量，帮助中国人民尽早结束中共暴政，早日建立起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