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年之前，中共的把兄弟、越南总理潘文凯到美国访问。这是美越战后30年间第一位访问美国的总理。这次访问跟即将到来的胡锦涛的访问一样，也是带着声势可观的采购队伍，试图以经济利益润滑两国政治理念上的摩擦；也是尽极排场，试图以豪奢的门面掩盖面对这个经济与道义强国时的怯弱。
布什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潘文凯，在荧荧的镁光灯里，宾主谈笑风生，但在距白宫不远的拉法叶广场上，却是彩旗飞舞，人头攒动，数百位越南侨民和越裔人士以及支持越南自由事业的美国人，正严正要求越南共产党政权停止迫害异见作家、宗教领袖、独立思想者和反贪人士，把自由和人权归还给越南人民。
这场抗议越共专制政府的示威还不止局限于拉法叶广场，潘文凯一行所到之处都听到了越南侨民的愤怒呼喊。群情激昂之中甚至演绎出了两场轰动媒体的外交纠纷。
潘文凯一行在华府期间，美越贸易委员会等机构在五月花大酒店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前来抗议的人群中，有一位美国越战老兵，越南自由事业的热心支持者杰里•凯利（Jerry Kiley）。他绕过警戒，从容进入宴会厅，坐在离潘文凯不远的地方，等到潘文凯起身致词，凯利再也遏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端起桌子上的一杯红酒，泼在潘文凯的座位上。那淋漓的猩红，凯利说，象征着被越共政权残暴杀戮的无辜者的血。
下榻在华盛顿著名的威拉德酒店（Willard Hotel）的越南总理办公室副主任阮国辉（Nguyen Quoc Huy）一行，则遭遇了更大的难堪。来自乔治亚州的抗议者黎俊福（Tuan Phuoc Le）冷不丁地走到阮国辉面前，一拳打在阮的脸上。黎俊福是从越南逃到美国的难民，据说，望着面前不可一世的越共大员，他又想起了少年时代被北越军队拿刺刀逼着跳舞时的辛酸。
凯利和黎俊福当场被警察拘捕，面临漫长的诉讼。为救援他们，华盛顿附近的越南侨民很快募集到了大笔善款，还组织抗议，反对美国移民归化局把黎俊福递解出境。凯利和黎俊福不久分别获得保释，但是凯利攻击外国使节的罪名未成，却面临着非法进入外交场所的指控，而黎俊福的案子至今尚未了结。
可以预见，胡锦涛这次访美决不可能遇到如此激烈的抗议活动。这倒不是说在美华人跟在美越南人相比更文明礼貌，遵纪守法。即使按在美人口比例算，那些粗鲁颟顸，藐视法规的华人人数也远比越南侨民多。要是论纠结黑恶势力、搞偷渡、当间谍，在美华人不逊于其它任何族裔。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在自由世界里满身长刺的华人一见到来自彼岸的独裁者就双膝发软，声音发颤，引颈以望，若久旱之望云霓呢？站得住脚的原因可以有数十条，然而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和崇物质轻信念的实用主义思想。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那些逡巡四周的匈奴人、女真人、蒙人、满人、动不动黑压压一片杀将过来，内部的兵祸匪患更是血光四起，连年不绝。这一切我们尽可以不费气力地解释为他们是出于对于中国丰厚资源的贪恋，但是换个角度看，也未尝不是出于控制这个任人驱驰的牛马般的人群的欲望。中国人实在应该好好想想，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多了点儿招惹暴君的媚态和奴性？
史家常常喟叹满清治下中国人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二百多年的光景从宁死不留辫子转而成为宁死不剪辫子。其实，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那种认贼作父的变化更为显著－－靠暴力与洗脑，不足十年的功夫，那些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仗义执言者几乎全部成了猫爪下瑟瑟颤抖的鼠儿，任凭统治者如何胡作非为再也不敢出一声大气儿。
更可感概的是这些媚态和奴性还被一些人漂洋过海带到了美国－－一边享受着，甚至滥用着文明世界的自由，一边念念不忘作恶多端的旧主，这种选择性的受虐癖实在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人说二十多年前，在美华人大多在双十节那天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曾几何时“十一”国殇和那“鲜血染成”的红旗竟悄然成了许多人的主流节庆活动。据观察，那些摇旗雀跃的还不止是近年从大陆来美的官宦们的子弟或妻妾，其中不乏曾经饱受共产制度的蹂躏，早期从港台逃出的人士和自八十年代以来辗转来美的大陆人士。分析认为，这些人不少都以买办的方式回流中国大陆，或以独立投资的方式成为中共官方的外资业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早已与中共暴政同流合污。
没有信念，不分是非，只要能分得一杯羹，即便冒着“烹吾翁”的逆忤也在所不惜，如此的实用与势力，本质上自然会成为一帮有奶便是娘的可怜虫。
于是乎，从六四屠夫李鹏到戏子江泽民到“民脂民膏胡尽掏”，不管在大陆犯下多大的罪恶，登临美国的土地，依然会置身于红旗的海洋。那些怀揣中国大使馆奖赏的几十美刀的活道具们，不分男女，无论长幼，一个个满脸堆着少女般明媚的笑，孩童似地欢呼雀跃，娇态万端，形成了一道自由世界里难得一见的奇异风景线。
打家劫舍仍然不愁没人歌功颂德，轼父妻母仍然满耳朵的千恩万谢，逼得你背井离乡也算定你会屈膝迎驾－－摊上这样的人民，胡锦涛之流想不爱国都难。而被独裁暴君爱得难舍难分，正是中国人千年梦魇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