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一般仅及于故意犯。这个“故意”又包括了“明知”以及“虽不确定结果必然发生，但结果之发生却不违反其本意”这样几近于“过失”的行为。举例而言，对着平常有人行走的乡间道路随意开枪，结果击毙视线死角后的路人，即属这类“不确定故意”的行为。还有部分的刑事责任是处罚“没有善尽责任调查来源”，“于不当处所进行交易”这类故意漠视问题存在的行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收受赃物罪”。例如在网路上交易一辆来源不明、欠缺文件的机车。买受人不能以“我不清楚”“我不知道”而脱罪，即使主观认识上，他真的蒙起眼、遮住耳并闭上嘴巴，实在不知道机车是偷来的。但因为机车这样的商品，一般应该在正常的商店交易，并办理文件过户手续。与常规不符的交易过程，显示买受人内心明知该商品来源不正，因此必须负担刑责。
凡须负刑事责任者，均有民事赔偿责任伴随。
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的标题。器官移植一直是器官衰竭病患的救星，也一直是人类大爱的表现。在文明世界里，人体器官只能是“捐赠”，而不能“贩卖”。因为人体器官不能被当成商品，这是人类道德规范的底线，不容跨越。由于台湾器官捐赠量不足，每年有数千民众前往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我们对于这些身染重疾，不得不进行器官移植的病患，深表同情。然而，生命既然是如此的宝贵，就不能以他人一样宝贵的生命为代价。
中共坦承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器官供应国，但是是以“死刑犯”充作供体来源。其逻辑令人不可思议，即，只要被冠以“死刑犯”的称号，中共即享有任意摘取其身体器官的权力！然而强摘器官法律责任却正是在“死刑犯”这三个字上展开。中共枪下这些为数众多的“死刑犯”（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死刑案件的总和）是在什么样的法律下判决与执行？纽伦堡与东京大审的罪犯，当初也以自己是“执行法律”为抗辩，但却没有成功开脱自己的罪责。谋杀就是谋杀，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政权可以用一时一地的法律，把谋害人命这个重罪变成是“合法行为”。这个重大的历史教训，人们不能遗忘。
从世界各大媒体报导，包括中共治下的“广东卫视”、长春日报主办的《影视图书周报》以及香港传媒《壹周刊》，客观不容否认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器官来源有几种样态：
一、 所谓的“死刑犯”（没有取得受刑人的捐赠同意）；
二、 所谓的“自愿损赠者”（欠缺捐赠同意书）；
三、 直接从不知情的病患身上盗取（骨髓盗取案）；
四、 无辜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这些不同样态共同的特征就是：无法交待供体来源。而最应该关切器官来源的接受移植者，却同意漠视这一项最重大的疑点，闭嘴不问，也因此踏上了知情共犯的这条贼船。更违常理的，也是接受移植手术者不能脱罪的重大理由是，每个赴大陆接受移植手术的病患，多是在本国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才赴大陆寻找机会。然而几乎每个病患在不到一个星期，甚至最快是住院后的24小时内，即能得到配对的器官。任何人都知道，这些快速供应的器官，不是从田里种出来的，也不是从树上摘下来的，那是在移植手术前数小时之前仍存活在世界上的、另一个有知有觉的人类身上取下来的。试问，接受移植手术者，能抗辩自己“不知情”或者“我以为一切合法”吗？世界上有哪一个法院能够接受这样的辩词？
至于那些知情的执行移植手术的“医护人员”们，无庸置疑必须负担其应负的法律责任，负起如同纽伦堡大审时那些被起诉的纳粹医师相同的责任。而这些接受器官移植者，亦难逃其共犯的责任，除了刑事责任，更难逃避民事赔偿之责，还有自己与亲人、子孙难以抬头挺胸做人的耻辱烙印。
2002年国际刑事法庭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有权审判在国际社会犯下重大罪行的个人，这些重大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等。最重刑期为无期徒刑。2006年3月20日海牙国际刑事庭才针对刚果共和国残暴的民兵组织头目托玛斯．鲁邦加的战争罪进行庭审。
可能有人会想：“做完器官移植后，神不知鬼不觉，如何能追到被移植者头上来？”是不是真的“神不知鬼不觉”，那要在另外的空间见分晓，但最起码在人类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微物迹证”是已经建立的科学鉴证手段。那个移植入体的器官，24小时带在身上跟着走，就是如山铁证。即使供体已经被焚化，其留存在世的亲友，亦可进行DNA检测。况且，赴大陆移植时，中共的各级单位与医疗院所，早已对接受移植者留下了完整的资料。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资料即使遭到当权者有意的销毁，每个世代都有正义之士顶着风险默默的保存下来。想要赴大陆进行器官移植者，能不三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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