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加拿大卡尔加利仍然非常寒冷，夜间气温更冷到零下十几度。3月14日，是在泰国曼谷等待了一年零四个月，并在当地移民拘留中心关押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鲁德成获得自由并抵达加拿大的日子。
情况突变
等待迎接鲁德成的卡尔加利的民运界朋友，为将从炎热的泰国前来寒冷的加拿大的鲁德成准备好了温暖舒适的住处、御寒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焦急地等待了一天的郑保罗在晚间收到加拿大驻泰国大使馆移民官安德森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说：我很抱歉无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鲁德成今天的飞机票已经不得不取消了，而且看来他无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抵达加拿大。中国政府已经向泰国政府发出了正式的要求，要求泰国政府不得让鲁德成离境，直到得到中国官方的允许。加拿大移民官在信函的最后一部分遗憾地表示：我不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我询问过了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加拿大驻泰国大使馆以及联合国难民署，他们都表示没有向外透露消息。
郑保罗是鲁德成做为难民前来加拿大的主要担保人，他为此事忙碌了一年。沮丧的郑保罗问我：到底民运里谁是特务？我说：我不知道。他焦急地分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让中共及时获知情况并来得及阻止。加拿大于2月21日向鲁德成发出入境签证，定于3月14日抵达加拿大。2月22日，《美国之音〉在报道里说：鲁德成在2004年潜逃到泰国之后被泰国警方的关押，预计在下个月接受联合国的安排，遣送到加拿大。中国正在寻求将鲁德成引渡回国。《自由亚洲电台〉广东语组也发出报道，但几天后在电台网站上把报道文字拿掉了。随后许多媒体对此消息进行了转载。郑保罗说，不知道这些媒体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信息，也不知中国政府是否根据公开的报道做出了反应，或者他们是另有消息来源。另外一条线索是，路透社驻曼谷记者在天安门三君子最后的一个受难者俞东岳获释时，于 2月22日从曼谷发出一篇报道，其中介绍了正在泰国被拘押的鲁德成将前往加拿大的消息。
三君子所为是八九民运中最为震撼的一幕
八九民运期间，湖南省浏阳县大湖镇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东岳、湖南省长途汽车公司浏阳分公司员工鲁德成三人，于89年5月18日从长沙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赶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运动。行前，他们将一幅长达数米的黑色标语悬挂于站前广场，上书１２个大字：“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1989年5月23日下午，余志坚、喻东岳及鲁德成三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北侧、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门洞两侧，各贴了二幅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由余志坚起草，喻东岳书写。随后，三人请周围人群站开，将二十余个装了颜料的鸡蛋掷向门洞上方的毛泽东巨幅挂像。但是，他们立即被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抓住并交给公安。
1989年6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罪"，分别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俞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
三君子之一余志坚在2005年6月写的《“五.二三”事件真相》一文中，介绍了他们行动的目的：我们的行动意在唤醒民众，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而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制度。我们一直认为，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完全是专制的象征，它的存在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嘲弄。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太多了，完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思想是人类一切自由思想的死敌，他的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肆虐无忌！
余志坚也详细介绍了当时事件的经过：我们的鸡蛋砸向毛像的时间，是下午二时二十分左右。十点到十一点，我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免费购置了油画颜料，宣纸和墨水，毛笔，糨糊，又到了一家邮局，我们都给家里写了有点“遗言”味道的信，喻东岳则狂草了十多封给朋友们的信，每篇都是“我要学唐吉柯德去大战风车”，“我不是荆轲，毛泽东却甚过秦始皇”之类的话，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真佩服了他。大约十二点，我们回到了广场，在一个煎饼摊前填饱了肚子，又买了整整二十个生鸡蛋，在中山公园门前席地而坐，装起颜料来。弄好的鸡蛋和写好的横幅都放在地上，喻东岳的相机又卡嚓卡嚓地响起来，我们三人还合了影。之后，我们终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我们选择的道路。
天安门城楼下人来人往，按照事先的分工，我负责拦住主门洞进出的人流，我伸展双臂站在那儿大声反复呼喊：“我们是湖南请愿分团的，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请大家配合一下！”与此同时，喻东岳鲁德成两人也张贴好了那两幅横幅，开始向毛像投掷鸡蛋！事情进行得很快，不会超过十分钟。周围的人群一时都傻了，直到喻鲁两人扔完了最后一枚鸡蛋，人群才炸开了锅。
自由人权与第二种忠诚
余志坚在文章中继续写到：广场学生纠察队立即就过来了，并把我们带到了广场指挥部所在的纪念碑。
我们三人被带到纪念碑后，“高自联”广场指挥部并没有企图封住我们的口，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场中外记者会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这就使得我们有机会在世界媒体面前，表明我们的身份，重申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一再声明我们的行动与学生无关，虽然这是“高自联”的要求，但也是我们想要表白的愿望。
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三人和郭海峰坐在一辆车上，他是“高自联”秘书长，代表广场指挥部负责将我们移交给中共公安。郭海峰是我们在北京唯一与之交流过的学生领袖，给我的印象是干练文雅。他说他就是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交请愿书的三名学生之一，并说将我们交给公安的决定是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的，结果把我们交给公安的多一票，而他本人是投了反对票的。郭海峰还与我互相交换了名片，又请我们为他一一签了名，我则把我们在长沙火车站募捐剩余的现金全都转交给了他。我们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管理处，在郭海峰的严辞要求下，管理处负责人出具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接受我们的收条，郭海峰还说道：“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这之后，我们很快就被转到距离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从此也就彻底地失去了自由。
暴虐在进行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
从此，他们的声音、形象、话语、以及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和记忆，从公共媒体、民众私语以及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十几年。
其间，鲁德成于1998年获得假释。余志坚在狱中作教师于94年改判二十年，并于2001年提前获释。日前由于声援高智晟律师的绝食维权行动再次失去自由。俞东岳由于92年在狱中书写“平反六四”被单独监禁两年。他并在炎热的夏天被铐在电线杆上暴晒长达六天以及受到经常性的暴力殴打。俞东岳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17年。他于2006年2月22日出狱时，已经是一个连自己的父母家人都不认识的“痴呆”和“疯子”。他依然还是那幅温文尔雅的样子，只是不再感受那份迟来的温暖和尊重。
鲁德成于2004年11月逃离中国抵达泰国，但是却在同年12月遭到泰国警方逮捕送进移民拘留中心直到现在。其间传出中国政府向泰国政府施压，要求将鲁德成遣返中国的消息，外界展开了紧急救援行动。
寒冷的卡尔加利伸出了温暖的手
2005 年3月，加拿大卡尔加利的郑保罗等五名支持中国民运的人士，向加拿大移民部联名担保鲁德成以难民身份到加拿大定居。五名人士都是当地长期默默无闻投入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根据加拿大移民难民法规定，这一担保形式，担保人需要向移民局提供家庭经济状况说明，包括收入证明，报税证明，银行存款证明以及有无担负其他人的经济负担等，担保人要承诺为被担保人提供每年一定数量的现金生活费用，要保证被担保人的日常生活质量。被担保人在加拿大不能申领救济金等福利。我非常佩服卡尔加利的几位民运界朋友的此一做法。（我在为逃到台湾并滞留那里的山东民运人士燕鹏寻求联名担保人时，遇到极大困境。大陆来的民运界朋友大多经济状况不稳定，而且大部份人除了有子女要抚养，还都担保了父母，这一担保有效期十年。自雇方式做生意的人大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报税存款等情况清清楚楚拿出来。有人担心担保民运人士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也有人担心事后需要负上法律责任而却步。）
加拿大移民部核准了申请，并在2005年6月准备给在泰国移民拘留中心的鲁德成做移民前体检，但是，体检遭到泰国当局的阻拦。体检一直拖到2006年1月才得以完成。加拿大于2月21日向鲁德成发出签证，加拿大等待迎接鲁德成的朋友们也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受难者的高贵
然而只有一步之遥。鲁德成离平安和苦难都是只有一步之遥。
我于3月16日致电鲁德成，他却平静的表示，不希望惊动太多人出面救援，让大家为此奔忙心里感到不安。鲁德成并希望转达对救援他的朋友们的谢意。
面对自己这样坎坷的命运鲁德成、余志坚、俞东岳三人却还能慈悲含笑地对待。2004年11月，经过三个月的逃亡抵达泰国的鲁德成写了一份二百六十多字的《关于对学生领袖态度的声明》：纵观古今中外没有哪一场革命运动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八九天安门广场当时正是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天安门广场当时具体的决策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毫无疑义是没有错误的，充其量不过是失误而已。假如当时他们肯定十天后（六月四日）专制、残忍的中共必定开枪，而不抱幻想，他们还会这样做吗？假如我们三人向毛像扔完染料就逃跑了，而不敢引颈就戮地对此负责，那么还会有今天的尴尬吗？因此，这不是算账的事，如果要说算的话，那就是要跟专制、暴虐的中共算账、算总账！现在不是追究谁纵火的时候，而是大家必须一起来救火的时刻，因为身处火海的喻东岳正嗷嗷待援！”
俞东岳等人的遭遇拷问我们的良心
余志坚、俞东岳、鲁德成的遭遇，十几年来一直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的自由民主信念和道德良知底线。
广场的学生们为什么要把泼污毛泽东像的三君子抓起来，他们有这个责任吗？他们为了撇清他们反官倒反腐败和三君子反专制反暴政的关系。即便如此也可以通过发声明，发新闻澄清。
而且将三人送交公安的决定是高自联集体通过“民主”投票做出的。是因为集体幼稚没有料到当局会将三人判那么重的刑期吗？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三君子所为一定会受到当局严厉惩治。最关键的是，在中共数十年的专制暴政统治下，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生命、尊严、人权、自由哪里比得上所谓的大局重要。学生压根就认为他们和政府要维护的是同一个大局，只是有些政府官员没有做好，因此需要学生像孝顺的孩子一样善意提醒，所以他们自觉肩负起了协助抓捕余志坚等三人的责任。
近几年，许多人因三君子事件开始忏悔并进行深刻的思考。
著名作家郑义于2003年六月写到：在暴君满面红光的“圣像”被污损之瞬间； 在中国的自由女神用双手高擎起火炬之瞬间； 在青年无畏地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车队之瞬间； 历史与现实都得到经典的诠释。
曾参加八九民运的张明于2004年6月写到：我个人认为，湖南三君子史无前例的挑战在神坛上的毛泽东的行为，是89民运史中重要的一页，这件事同时也是89学生领袖群体最大的耻辱。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5年来，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写了不少反思性的文章，却鲜有提及此事的。
六四湖南学生领袖之一唐柏桥2004年6月写到：如今，喻东岳等人砸毛泽东像的壮举如今已广泛被社会所认同，媒体已习惯称他们为"天安门三君子"。而且，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将他们与当年只身挡坦克的"六四"英雄王维林相提并论，将他们视为八九民运的真正像征性人物。
居住在西班牙的著名作家黄河清2004年12月写到：“对于鲁德成三君子，我们大家都有罪，都欠了他们还不清的债。我们大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不起鲁德成、余志坚、喻东岳啊！” 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非我一人有此看法，有此歉疚，有此锥心之痛。对于这样一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永远捶打着民族良知的大错事，我们全体都应忏悔，而不是装聋作哑、分辩解释、推搪诿过、或仅仅私心难过。如果连这样的认识、勇气、担当也没有，我们与中共何异？！我们这个民族将无救了！
移民加拿大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任不寐在2005年“读余志坚、鲁德成《关于对学生领袖态度的声明》”中写到：显然，任何形式的声援都无法填补我们的罪恶感和道德羞耻。看到这条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羞愧，为十五年前的 “多数暴政”，我是那“多数暴政”的参与者，尽管当时在形式上我不在场。我的第二反应仍然是羞愧，为这十五年的寂静，而我是这寂静的参与者－－我已经快忘掉这三个 人的命运了，并且是完全无意识的。
劳改基金会主任吴宏达于2006年2月在“此案未了”中写到：自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后，由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开展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批又一批的人遭到迫害，血泪成河，哀怨载道。虽有不少被称谓精英分子者，高呼呐喊，但鲜有几个真正抓到问题的核心。1959年反右运动中有一个林昭，1966年开始的文革有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有余、喻、鲁三人。他们都是些没有身份和地位的小人物，但他们都站在历史的前沿，给历史指出了方向及问题的症结。他们都被当局斩钉截铁、决不手软地严酷镇压了。这些案子，一个也未了。
忏悔之后，救援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
加拿大的民运人权人士已经紧急行动起来，找国会议员，联系外交部、移民部，通知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一定要把鲁德成救援到加拿大来。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杰森 .肯尼已经致信加拿大外交部，促请加拿大立即和泰国政府沟通，要求释放鲁德成并让他安全前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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