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的根源可溯及去年夏天网路流传的“物权法”批判文章。撰文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他指控起草该法草案的法律专家“奴隶般的抄袭资产阶级民法”，他主张“有钱人的汽车与乞丐的要饭棍”都要受到平等保护。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草案并无本诸“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那些将其批评视为开倒车的学者，低估了社会主义观点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贪渎猖獗、虐待劳工、扣押土地层出不穷的中国所具有的号召力。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专家毛寿龙说：“我们的政府只有获致广大共识，才会前进，但现今，共识正在腐蚀，意识形态的论辩出现，我们已有一段时间未见此现象。”
这样的分歧显然不会使中国追求市场导向成长的目标转向。然而，政治分析家说，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将处理社会不均当作施政重心之际，他们皆有意无意地引发论辩。国营新闻媒体充斥着将“社会平等”作为经济政策焦点的呼吁，该论调取代之前领导阶层着重的缔造富裕与追求快速成长。
胡锦涛自二○○二年上台后，便开始与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作风保持距离；江泽民将商贾引入共党，也被视作容让关系好的官员牺牲穷人利益，以公有财产牟利的人。一名官员观察说，胡锦涛是中间派份子，“但他确实将我们往左拉，以恢复平衡，而这也给了守旧阵营数年来未有的机会”。
分析家认为，如此一来，中国领导阶层恐发现更难以市场导向方法来解决诸如提供农民健康照顾，打击公部门猖獗的贪渎、整顿银行、保险与证券公司等迫切问题。北京当局矢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乡村”，承诺政府资金挹注农村，但它也规避处理禁止农村私有土地交易等经济活动的限制。许多市场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限制使农民的经济权遭到剥夺。
过去二十年来，每年平均十％的经济成长虽然使中国更富有，政治上却更贪腐、动荡。贪污、污染、土地扣押、专断的赋税是社会不安的主要因素，暴动已是农村生活的家常便饭，在二○○四年，中国每天爆发逾两百件大规模暴动。
许多左倾学者认为，社会的弊端肇因于过度资本主义化与日益严重的不均。根据联合国发展计画，中国都市与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比例为三点三比一，超过美国；如果此一趋势持续下去，到了二○二○年，该比率将达四比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届时将引燃更广泛的社会动荡。
政治上的忧虑兴起对过度偏向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国光说，在法治不完备的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平精神与社会责任，那么所建立的经济体将是精英市场经济。部分支持市场原则的经济学家则谴责左倾思想危险，市场派的媒体人周瑞京在一月的杂志专题写道：“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并非市场改革的缺陷，而是其自然结果，这无关好坏，但却可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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