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先介绍有关中印两国经济的比较。这是最方便比较，也比较容易得出结论的方面。而另一个“陷阱”大家都很聪明地避开，即两国之间的不可比性，以及这种比较背后隐藏的政治意涵，则留待下次再谈。
有关中印比较的讨论始于何时？
有关中印两国比较的文章，比较著名的有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印度与中国：新亚洲之虎》调查报告；英国《金融时报》的∧中国与印度：殊途同归的亚洲巨人∨等。
但带动这场讨论的，却是现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学者黄亚生与哈佛大学商学院印裔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他们合作撰写的文章──∧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二○○三年七月号上。尽管该文主要见解来源于黄亚生那本由康桥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的著作《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但由于《外交政策》这本杂志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一个戏剧化的结果：书籍没没无闻，而文章却一炮走红。而国际学术界众多学者正好在当代中国研究上屡屡撞墙──他们对中国的预测错误率几达九五％以上──于是中印比较立时成了热门研究。在这种比较中，西方学者容易讨巧，因为中印两国基本没有通晓中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者。所以所有的研究者都是雾里看花，难说谁更有眼光。而有关两国政经文化的英文资料却多如牛毛，资料使用上方便。
比较了好几年，中国、印度两个有差异的发展模式终于引出下列追问：为什么中国的ＧＤＰ增速一直比印度快，但股票市场的回报却一直比印度差？为什么宏观层面上中国一直比印度好，但微观表现却一直比印度差？还有人设计出一些指标，例如两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的数量、入学率等进行对比。
容易比较的经济指标
目前，在ＧＤＰ增长速度、引进外资、金融、股票市场等几方面的对比已经出了不少成果，因为有数字为证，故此基本上没有异议：
一、ＧＤＰ增长速度接近。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ＧＤＰ增速一直高达八％─十％；印度自一九九一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均ＧＤＰ增长率达六．一％，二○○三年财政年度其ＧＤＰ增长率达到了八．六一％，最近两年其增长率也高于七％，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
二、两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差异大。中国是一个对外资过度依赖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其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七十％，远远高出西方国家十四％─二十％的平均水平。而且中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工资收益与利润均极低；而印度的增长以本土企业的增长为基础，印度人不仅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要从全球化中获得利润，这与中国的许多情况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对于这一点，中国与国际评价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于引进外资过多，中国认为这是中国具有吸引外资的魅力，而国外学者有褒有贬，看法不一致。
三、印度的经济结构更有潜力。在印度的ＧＤＰ中，其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接近五十％，近年来印度经济能够较快增长，主要归功于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相比较之下，中国的服务业产值仅占ＧＤＰ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占ＧＤＰ的四十％多。
金融业 中国远远落后
在金融业方面，国际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均认为印度在金融领域和产权保护方面的优势，使得印度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领域取得非凡进步。
印度从一九九一年在ＩＭ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被迫改革。虽然起步落后于中国十余年，但是印度在金融领域开放的时间和步伐丝毫不落后于中国。以ＱＦII为例，中国只是在去年才开始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而印度早在改革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九三年就已经这样做了。如果进行纵向比较，这个时间相当于中国的一九八一年。
两相比较的结论是：印度银行则相对健全，具有较佳的国际信誉；印度金融的体制基础较完善、市场秩序较好、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和印度相比，中国银行体制仍有不少问题，还有很多地方亟须改革。
首先是印度银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公营、私营与外资均有。印度独立以后，印度也曾长期奉行计画经济的原则，但其金融体系还是延续了英国人留下来的金融制度，银行体系有一三○年历史，股票市场也有百年以上历史，资本充足率要求比巴塞尔协定高一个百分点，即九％。
而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仍是国有银行占据绝对优势，多家商业银行还正在努力达到巴塞尔协定对资本充足率八％的要求。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受到诸多限制，而私人资本至今还不被允许涉足金融业。
中国金融系统坏帐率高
其次是印度银行的坏帐率远远低于中国银行业。坏帐标准按国际标准逾期三个月即为坏帐，逾期十八个月就销帐。印度商业银行全国合计的坏帐比率为十．八％。商业银行的贷款方向，三五％是给政府和政府公司，六五％是给私人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与ＧＤＰ的比率为七十％，而且比率正在下降，已经不如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
中国银行的坏帐率曾高达四十％以上〔按国际标准实际上可能更高〕。从中国银行系统贷款方向上看，大约七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只有三十％是面向私人和私营企业。由于主要贷款方向是国有企业，一旦国企出现整体经营效益不佳，则有可能导致全国银行业的坏帐问题大幅提升。而不良资产的处置能否成功也将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甚至能影响到国家经济大命脉。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对中印两国金融市场状况的某些实质性差异提供了一些依据。在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八十．二一％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五二．一％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
二○○一年，中国银行业向本国企业提供了二倍于印度的贷款，但中国的私有企业仍然面对更多的融资限制。所以黄亚生认为，尽管印度的银行业落后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是不发达的银行体系；而中国则是“有偏见的银行体系”，二者有本质区别。
中国股市远远不及印度
中印两国股票市场体系之间的差距更大，无论从股票市场的数量、结构层次、运行机制，以及从上市企业的数量等方面来分析，前往印度考察的中国官员都不得不承认，中国股票市场体系、制度、结构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印度。
远的不说，仅以今年为例，印度主要的股票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家指出，这一点反映了投资人对印度经济的信心。但是，正当印度股市这几年飞涨的时候，中国股市的表现却恰恰相反。在过去五年里，上海股票交易指数下滑了四十％，成为全世界表现最差的指数之一。有分析家说，造成中国和印度股市表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机能的不完善，而且受到国营企业的主导。政府拥有这些公司庞大的股份，只要政府想甩卖这些股份，就会使市场受到打击。所以中国股市是一个相对缺乏流动性的市场，印度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里面有比较多的私营企业。
这种分析多少是皮相之谈。因为中国股市的病根在于政府操纵股市，并且将股市当作圈钱的宝地，而不是资本市场。如果要分析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股市就是个最值得分析的范本。
在其他几个方面的比较上，中国也未得到多少分。比如中国认为自己效率要比印度高。但事实却不支援这一结论。统计资料显示，印度的储蓄率约为二四％，中国是四十％左右；中国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规模比印度多出十几倍。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印度取得了年均六六％的经济增长率，因此相比较之下，印度的资金利用效率比中国更明显。
上述比较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基本未涉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戈夫〔Kenneth Rogoff〕还是将中印之间的竞争比喻为“龟兔赛跑”，认为印度可能迟早超过中国。这个结论是一直梦想当亚洲领袖的中国最不愿意听到的。
印度较透明 中国如雾里看花
但正确比较两国的方法，应该从两国的硬体基础设施和软体基础设施的水平与数量两方面加以比较。这里的“硬体”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体”指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社会和谐程度。而比较这些，实在非西方学者的强项。对他们来说，印度的情况透明一些，说起来有谱；但中国的情况却有如雾里看花，大多数人有如盲人摸象，只摸到了象的一部分。
《Taiwan News 财经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