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致词时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学习雷震先生对价值顺位的抉择，民族的情感便能在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找到适如其份的位置，而不致受到干扰、或者凌驾当前我们仍需追求的标竿：也就是自由人权的维护、社会正义的伸张、以及民主宪政的坚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更积极团结台湾，心手相连，大步的迈向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康庄大道！
总统也指出，雷震先生用他的一生、理念和实践，告诉我们，在哪里出生、从哪里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是民主人、都是自由人，我们坚持民主、自由、人权，不分党派、族群或贵贱。他相信，这也应该是“公益信托雷震人权民主基金”未来努力的方向。
总统指出，民主化是一条漫长而没有终点的道路，只能往前，不能停歇。即使最先进的民主国家，至今也仍然努力深化民主、强化人权。在台湾，狭义的民主化固然开始于八０与九０年代，但广义的民主化过程则早在一九二○年代日治时期就已经开展，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以及众多的社会运动团体，都为今天的台湾民主扎下了坚实的根基。
总统表示，雷震先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像许多知识份子一样，雷震先生在政治理念和民族情感之间，也有过困难的挣扎和抉择。但他最后选择了民主、自由、人权和宪政，而把自己的民族情感置于其次。为了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他在1972年发表《救亡图存献议》，建议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实行民主政治，并且同步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新宪。他甚至表示反对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建立类似所谓大英国协的关系，也不赞成以所谓“自治领”的方式来界定双方的关系。原因无他，正因为他把民主自由的价值优先摆在民族情感之前。他就像一位先知，早已看到当时威权的台湾比起极权的中国，拥有有更广大民主化的空间与机会。
总统并表示，在这里讲到这段史实，不是在为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来说话，而是在提醒国人同胞，雷震这种以自由、民主及人权为优先的认识及其实践的可贵。阿扁并不否认，民族或族群的情感是人类可贵的情操，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习雷震先生对价值顺位的抉择，民族的情感便能在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找到适如其份的位置，而不致受到干扰、或者凌驾当前我们仍需追求的标竿：也就是自由人权的维护、社会正义的伸张、以及民主宪政的坚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更积极团结台湾，心手相连，大步的迈向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康庄大道！
自由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