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为了禁忌。号称“当家做主”的人民却毫无做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 ”引自《九评共产党》
一、中共的本质是反人类的
《九评共产党》中说：“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
现代社会中使用的“人民”的概念，是“人”的集合概念，既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又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我们说，生息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这是一种自然的归属。西方民主理念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试图把“天赋人权”的概念，通过人间法律的条文，在对每一个自然人同时也是社会人的保护与约束中展现出来。
既然“人人平等”，那么，一个人的利益被他人侵犯了，他可以起诉，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而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当然，即使在西方自由社会里，“人人平等”还是理想和追求的目标，毕竟现实中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远远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相信，没有哪个人、哪个政党、哪个政府有权力可以界定谁属于人民，谁不属于人民。
可是，在中共势力范围里，“人民”的定义是与“敌人”相对的。你如果属于人民范畴，那么你就不是敌人；如果你属于敌人范畴，那么你就不属于人民。而中共之对于敌人的态度，有一句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曾经为广大中国人民奉为经典名句的话，“对敌人像严冬般冷酷无情。”
“‘人民’的内涵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时代的变迁将影响对于‘人民’的判定，也许昨天你是人民，而今天就不是了。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如果你是一个土地拥有者（地主），你是否属于‘人民’就取决于你是否拥护抗日,拥护抗日的就是‘人民’。但是同样是你，到了1950年土改时期，就成了无可辩解的剥削阶级而一夜之间变成‘敌人’，而不管你当年多么抗日。你非但不是人民，甚至很可能被拉出去枪毙。想想真可怕，我们整天挂在口头上的一个高度使用的词汇，原来是可以根据政治的需要改变内涵的！谁知道明天会怎么变，谁知道一觉醒来自己还是否属于‘人民’？”
中共历史上有两句喊得最响的口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同胞千万次的重复着这两句口号。但是绝大多数人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最基本判断：中共这两个口号完全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那怎么还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呢？党和人民谁高呢？
这一点中共自己其实早已经看出来了，于是就加上了一句，叫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日报》（2002年11月09日第一版）既然中共“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中共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是就可以说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了”吗？可是说“中共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话，是谁说的呢？是中共自己。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七一、十一大游行时，天安门长安街上的高音喇叭里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在中共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广大人民对少数阶级敌人施行专政”。“中共历来把敌人的界限划分为百分之五之内，确保在每一个时期，敌人总是极少数。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而“土改”杀人大约在一千万左右。”（《九评共产党》），可这对比起“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同胞”来说，当然是少数。
据最新消息报导：“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运动”档案被解密了……在1957年这场给党提意见而大祸临头的右派份子，不是一直传闻的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引自《人民报》），面对起六亿多“人民”来说，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依然是一小撮；
“地主、资本家、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干部， 516分子，联动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黑五类，投机倒把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 反党集团，反动派……” 哪一类不是“罪大恶极”的极少数“坏人”呢？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中共更是把中国老百姓当成猴子般来耍弄了十年。
在这里“人民”哪里还有什么利益，早已成为了中共的附庸，游艺场中的被套圈儿的玩偶了。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中共邪党非但不能代表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恰恰是中共剥夺了全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权力，失去了自由说话的权力，在三年人祸的可怕岁月里，在千千万万人饿死了的农村，甚至连离乡背井的“自由”都失去了。可是，在长达五十六年的中共统治的前期、中期，几乎全中国的百姓都相信了“中共代表人民”这样荒诞的逻辑。即使是到后期，国人上下几乎都在骂共产党，可是，当中共为镇压法轮功而造出铺天盖地谎言的时候，绝大多数国人却又相信了，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中共建立了一整套极为缜密的规模庞大的造谣宣传体系。《人民日报》是其中的龙头老大。它们在辅助中共将党文化的邪灵来取代中华民众传统文化的民族之魂方面，起到了极其可怕的作用。
二、中共反人民在《人民日报》中表露无遗
〔一〕反复确认“喉舌”的地位
“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以上文字摘自于1946年1月11日中共《新华日报》，作者为老牌中共笔杆子，后来任到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题目是“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法西斯的戈培尔为了达到愚弄德国百姓与国际舆论的目地，亲手组建了法西斯党的机关报《进攻报》。而在上述文章发表的两年后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为陆文提供了更生动的证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当时所谴责的法西斯所为完全是当今中共和《人民日报》的写照。所不同的是中共比当年的法西斯更狡猾更具有欺骗性，而《人民日报》对人民的迫害更具有广泛性。早在1942年9月22日，当时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和党报”，就已经为后来的《人民日报》定了性：“报纸是党的喉舌，这是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
1954年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称：“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坏事做尽的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1996年9月在人民日报社宣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办报思想和办报方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1年1月，江其人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宣称，：“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人民日报》2003年11月 12日文章也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综上所述，《人民日报》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媒体”的概念。其作为中共的喉舌，在蛊惑人心、愚弄百姓，对全中国人民的长达五十八年的洗脑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其罪孽是深重的。
〔二〕在中共历次整人中《人民日报》都密切配合消灭富农经济
中共在红军时期，曾经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暴行，以强盗的方式掠夺富人的财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中共为了减少敌对力量，对地主改变成 “减租减息”拉拢的政策。到了中共控制了政权之后，全部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并且大规模镇压处决地主。但是考虑到毕竟人数众多，为减少阻力，1950年6 月30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
可是，当“地主阶级”作为“阶级”被彻底摧毁之后，中共感觉自己的政权完全稳固了，便决定要消灭富农经济。于是1955年5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河北省涿县松林店乡富农张瑞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反动行为”的文章，成为了中共改换打击对象的信号，全国上下再次对富农阶层进行了沉重打击，各地重组阶级队伍。
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
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严厉镇反，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大举发动了全国性的以“反特（务）”为中心的“镇反”运动；随即，《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市人民法院对反革命案件惩治不力。《人民日报》批评上海市法院将近一年时间审理判刑人犯不足140人，平均每月审理判刑仅十一二人。以后市法院和市军管会改变工作态度，尽量“随收随结，及时判决”，最快也不过判决了收案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更鲜有定案量刑难度较大的死刑案。在《人民日报》严厉指责之后，一个多月时间，就判处了380余人死刑。此后，据不完全统计，除5月处决人数略少外，6月宣布处决的人数就达到436人，7月更达到624人，8月则为102人，9月为281人，如果再加上这几个月判处死缓、无期、有期和管制的约7000人，其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人民日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清晰的显示出来。
毛泽东于12月19日指示要“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1年1月17日，他解释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注：《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从后来的历史过程来看，中共的“稳”“准”都是假的。“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份子”才是中共要的。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标志着镇压反动会道门高潮的到来。
51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段批语里说：“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中央机关首先带头。早在12月22日，中央一级机关就专门成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由周恩来担任第一书记，安子文担任第二书记，杨尚昆和肖华担任第三、第四书记。总党委确定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进行精简节约与“三反”的斗争。实际上，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动“三反”运动。1951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顾不上过新年，赶紧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宣布限期1月1日至10日，各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并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同时宣布撤销几个单位运动不力的负责人的职务。”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
《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发表了薄一波1952年1月9日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
在运动中，开除和撤销职务的党员十八万一千二百多名；有八千二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改组了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个党组织的班子。
朝鲜战争
1950年6 月25日凌晨4时40分，前苏联和北朝鲜金日成共同策划的“统一朝鲜半岛”军事行动正式开始了。大批朝鲜人民军跨过三八线，对南韩军队实施突然袭击。三天之内就攻下韩国首都汉城。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对人民的宣传是美帝指挥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发动的对北韩的侵略战争。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
其间，《人民日报》频频动作，试摘录几篇社论题目：
《人民日报》1950年11月6日发表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7日发表社论：庆贺平壤光复
《人民日报》1951年3月17日发表社论：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
《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发表社论：美国坚持干涉朝鲜内政的真正原因
在《人民日报》的号召下，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炒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狂潮。此后，一百多万中华儿女的尸体埋在了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和他的继任儿子金正日统治的长达五十七年的黑幕之中。
中共的“文字狱”
批《武训传》：反映清朝末年乞丐出身的武训办教育的传记片《武训传》，被公认为新中国禁片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点名批判的文艺作品，就是《武训传》。银幕上展现了沉重和严酷的一页，中国知识份子的厄运从《武训传》发端。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从此开始。由此又殃及《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等私营电影公司制作的影片，随后电影界率先开展了“文艺整风”.“武训传”被批判后，电影界一片死寂，一年半内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
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周代表中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的知识份子。实际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这一天，周恩来和北大校长马寅初有一次谈话。
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即在短评中正式提出思想改造运动：《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951 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了毛泽东在前一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份子 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至此，第一次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广泛地开展起来。
事实上，这些“教育者的蜕变”远说不上“自觉”：他们在运动中被迫“排队洗澡”，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这种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楚。
在政治高压下，痛苦“蜕变”后的思想“转变”当在情理之中：北大化工系主任不得不违心地说自己“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头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更是被迫全面自我否定：“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 ‘清高’的我。”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被接受“思想洗澡”。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10月16日，毛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严厉批评“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0月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并定名的、以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
制造“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的、周扬在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把批判重点转向胡风。
1955年1月24日，由毛签发的《关于组织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中已决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风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即第一批材料的同时，也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即第二批材料；
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即第三批材料；
上述三批材料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按语。胡风问题已经由“胡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成“胡风反党集团”，再由“胡风反党集团”而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当时，胡风事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并震惊中外的“运动”，究竟株连、触动了多少人呢？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批丁陈反党集团、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四部电影，等等，一波接着一波，中国的知识份子应接不暇，难得过上几天太平日子；而揭开“文革”序幕的，又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刀，将中国现代文字狱推向了顶峰。
反右派运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份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 年5月15日，仅仅14天以后，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下发党内。文章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份子中，右派已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批知识份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派互相呼应。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称“少数的右派份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由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反右运动从此开始。
我们翻开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的《人民日报》，触目皆是煽动性语言。
“章罗联盟阴险凶狠，妄想独霸民盟，反掉社会主义”(七月二日)，
“野心家不要忘记，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
“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共到处陷入重围，只得狼狈溜走”(七月三日)，
“费孝通历数章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卑劣行为”(七月四日)。
“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了”(七月五日)、
“斩断章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揭露记者队伍中的败类”、
“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
“章伯钧是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七月十五日)、
“剥去漂亮外衣，露出丑恶原形”(七月二十日)、
“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七月十二日)
上述等等充满暴力、威胁、恫吓、人身污辱、人格诋毁的粗暴用语比比皆是。暴力的另一方面是中共的霸气。比如，七月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份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份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份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大跃进”：1956年，毛泽东在审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稿时，对提到经济“跃进”倍加赞赏，在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发出实现农村工作“巨大的跃进”的号召。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祝词，公布了中国15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史料记载，1957年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在毛泽东的指令下，《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像蜗牛一样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从而最早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当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人民日报》上共有322篇文章和报导使用这一提法。“全面大跃进”遂成为普遍于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口号。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把“全面大跃进”的提法包括在内，1958年《人民日报》上共有4518篇文章和报导使用了“大跃进”一词。这一年，“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大跃进”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达到了高峰。
59 年这一年，“大跃进”一词在《人民日报》的3999篇文章和报导中出现。其中使用“继续大跃进”的有352篇；使用“连续大跃进”的有5篇。“大跃进”更有升温之势。当然，造成的问题也就更加严重。1960年，“大跃进”一词在《人民日报》2959篇文章和报导中出现。其中使用“继续大跃进”的有290 篇，使用“连续大跃进”的有265篇。毛泽东在1960年初表示：“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即使到了1961年，大饥荒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国百姓的生存时，“大跃进”已不再作为当前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但“大跃进”一词仍在报刊上相当频繁地出现。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宣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随之全国各地大放“卫星”。
“大跃进”时期农业高产“卫星” （1958）
日期 地区 粮种 亩产量（斤）
6月8日 河南遂平 小麦 2105
6月11日 河北魏县 小麦 2394
6月16日 湖北谷城 小麦 4354
6月18日 河南商丘 小麦 4412
6月30日 河北安国 小麦 5103
7月12日 河南西平 小麦 7320
7月22日 福建闽侯 早稻 7275
8月1日 湖北孝感 早稻 15000
8月13日 湖北麻城 早稻 36900
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农村的墙壁上到处贴满的宣传画：“玉米长到月亮上，惊扰了寂寞的嫦娥小姐；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腾空而起，连太阳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山顶的娃娃笑哈哈地遥指珠穆朗玛峰。”
这个时候一个有名声的作家在《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轰动了整个中国，文章竟宣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比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58 年8月中共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度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或数乡一社，一社的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5000户不等，并要求合作社转为公社的步骤和做法要一气呵成。
北戴河会议召开的翌日（8月18日），《人民日报》即专文大字标题“人民公社好”（这是8月9 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的表态），宣布河南省信阳专区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9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再次目空一切的论证人民公社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美好前景”。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化运动狂飙突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展开。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加入了新的组织。农民分得不久的土地、牲畜和其它生产资料立即又都充公。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 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中共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开脱。经过几个月吹风，中共宣传机构将此谎言逐步定格为‘三年自然灾害’，将一场人祸硬给解释成‘天灾’。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具体分析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学者们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
1960 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 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中共却强制政府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无数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想集中国力造原子弹、导弹，以便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同时，中共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中共对外援助却高达 23亿6000万元以上，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份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份近5亿元。这些钱都是以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为代价的。
中共掀起的“大跃进”，在《人民日报》等中共喉舌的鼓噪下，成为了全中国人民丧失理智的荒诞运动，导致了大约三千万至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发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顿时全国弥漫着一种强烈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宇报贴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由于刘邓司令部被迅速打倒，毛泽东没有再写第二张大字报，所以这张大字报公开发表时定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用骈体文写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随着中共《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他们大多只有15－－18岁)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它们被视为毒草)，欧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首都闹市区：王府井在八月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不久)，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像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汽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引自《九评共产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首先将青年学生煽动起来，然后推动起来的。随后，这些红卫兵失去了作用。于是毛将数百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日报一直密切配合。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
《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沉痛的‘使命’”──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样写到：“35年前，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同日，《人民日报》报导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
据《人民日报》报导，从“12.11指示”发布当晚到次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就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事实上，当时许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在许多城市里，居民委员会和中学相互配合，逼迫行将毕业的中学生吊销城市户口，迁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此以农业劳动为生。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全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它几乎涉及到全国城市里的家家户户，在农村则关联到村村寨寨。10年中全国的下乡人数多达数千万，其规模亘古未有，其影响至今难以消弥。
中共屠城：《人民日报》在1989年6月3日夜晚开始的中共屠城血案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学潮，由于《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而激化。一个月零八天之后，包围北京的三十多万军队中，大批人马开进城，用枪，用坦克在天安门，在长安街上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屠杀血案。
迫害法轮功：由前总书记江XX与中共共同掀起的全国性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迫害，始于1999年7月20日凌晨。我们从在那前后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即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共是怎样从紧锣密鼓的进行舆论准备，到开始镇压，同时以《人民日报》作为帅旗，中共摇旗呐喊，从而利用全中国的报纸、电视、杂志、电台等一切中共的宣传工具，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欺骗谎言宣传。中国人民再一次被彻底洗脑。
从1999年7月26日至199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论二论三论四论五论六论七论八论九论 －－ 抓紧解决和处理‘法轮功’问题”在这前后，《人民日报》又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没有署名）发表系列文章，揭批“xx功”本质和危害述评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
1999年8月18日还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未署名）发表文章：“荒诞的邪说险恶的用心--论‘xx功’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实质”1999年8月20日 “社会的毒瘤人民的祸害----论‘xx功’的严重危害”；1999年8月23日 “反面的教材现实的课题－－－处理和解决“xx功”问题引起的思考”
上述文章还仅仅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开始的数天之内，《人民日报》阴谋策划和直接跳出来所进行的造谣中伤诬陷等罪行的表现。在随后的长达六年零六个多月的镇压迫害之中，已经有上千万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骚扰被胁迫；数十万人被关押在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已经各种变相关押的洗脑班、转化班里；时至今日，已经被证实了的迫害致死案例，有时间、有地点、有比较详细的迫害经过、有人证物证和迫害人姓名、职务的已经有2826件了。《人民日报》沾满了无辜善良中国民众的鲜血，所有参与制造谎言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
〔三〕是人民做出的选择，还是中共剥夺了人民的选择？
1957 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中写到：“……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2004年10月 8日《人民日报》载文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005年2月15日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2005年2月23日《人民日报》专访，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称：“首先应当看到，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加强自身建设。 ”
200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团结抗战中流砥柱》，再一次大言不惭地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005年9月2日《人民日报》载文称 “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2006 年1月1日四川新闻网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增强党员执政意识--先进性教育重要内容”中称：“我们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的执政状况关系全体人民的福祉，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
《人民日报》对于“人民的选择”的笔触可谓多如牛毛。为什么中共喉舌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反复不厌其烦的令人生厌的重复着，“是你选择了我”呢？
有一种盗贼藉着主人的昏睡，登堂入室，占有了主人的一切，俨然而为屋主的样子。当主人略醒之时，正好巡捕也巡视到此，看到盗贼陌生的面孔，颇有疑问。盗贼衣衫里刀锋寒冷，直逼主人，面带微笑的对巡捕说：“屋主身体不适，故邀请我来。我就是这里的新主人，这是屋主的选择啊！”。中共就是这个盗贼。
《人民日报》在五十多年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完全无视中国人民作为人的尊严，理所当然的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抵制。中共于是强制规定：每年第四季度，各级党和政府都要对所属地区和单位分配指标，强行摊派，要求各级领导把党报征订提高到对“江核心”的态度高度，当成“政治任务”。没有完成《人民日报》订报指标的，不准订其它报刊，同时列为干部年终考评。摊派多的可以升官发财。有的地方，个体工商户未订报，来年营业执照不予办理年审。
颇为滑稽的是，《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102岁的丁玉珍入党》为题抬出一个行将就木之人入党的榜样。介绍说，此人的入党申请书简明扼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所要向人民表白的是：一个生命倾其漫长的一生最后还是去选择了共产党。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在其生命的漫长岁月里，在中共统治的五十多年里，这位老人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她身体健康，神志清醒的时候不申请入党，而当其行将就木之际，却偏偏要这张党票呢？是不是一个老人快要进棺材了想找点陪葬品，而选来选去选中了中国共产党呢？
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基本构思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看了5遍。”引自中国频道2005年10月24日。
众所周知，在《东方红》的歌词中有这样的唱词：“（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同样作为共产党经典之作的《国际歌》的唱词中却这样唱到：“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大救星”与“救世主”在汉语中的含意是一回事，一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有”，一个“没有”。中共的宣传可谓毫无原则，毫无道义，信手拈来，信口雌黄。在中共的眼睛里，中国人民不过是听任其驱使和愚弄的一大群愚氓罢了。
为什么《人民日报》一再强调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呢？其实这是有它险恶的意图的。读过《九评》后，人们才知道中共是邪灵。邪灵要达到最有效地控制谁，就得附体上在谁身上。很危险的是，只要谁承认或默许了它，它就会上身附体。如果谁选择了它，那更是它求之不得了,也就是你已授权它附体上身。《人民日报》秉承其主子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之一 “骗”字术强加给了中国人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的中国人继续对中共的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不幸”（《九评》语）
〔四〕参与《人民日报》制造谎言的人的悲哀
《九评共产党》揭开中共的画皮：“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人们看到，这个邪灵为了行恶，它牢牢地抓住“二杆子”。一曰枪杆子，用以杀人，二曰笔杆子，用以诛人心。为了诛心，中共弄来一份报纸冠以蛊惑人心的名字并授于反人民的使命，这就是《人民日报》。
即使就在《人民日报》内部，也有一些人明白了部份真相，觉醒起来。1989年中共开枪前，北京市民曾经自发的组织起两次号称有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其中有一支队伍扯着大横幅“不要再逼迫我们造谣”落款是“人民日报员工”。
历任社长中有一位叫胡绩伟，他不满《人民日报》所扮演的角色，曾提出了报纸的人民性，主张把《人民日报》办成“人民的喉舌”。结果被撤职查办，而且多年一直被批判。
结语
将中共的体系和所做的事情冠以“人民”二字，是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继承。使得共产党的幽灵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披上又一层美丽的外衣。在所谓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的各部部长都称之为“人民委员”，斯大林以保卫“人民”的名义竟枪杀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之众的俄罗斯人民。
“现在，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人民称号。欺诈盘剥人民的国家行政官僚是人民公仆；称霸勒索人民的警察是人民干警；地位卑微而奴隶般受人役使的教师是人民教师；嗓音嘹亮而唱红了一支歌或几支歌的是人民歌唱家；舞蹈舞出了名的是人民舞蹈家；站柜枱卖货的是人民售货员；在餐饮、宾馆业从事服务性行业的是人民服务员；掏粪工人是人民掏粪工。
连饭店也叫人民饭店；连旅馆也叫人民旅馆；甚至浴池也是人民浴池；公园也是人民公园；甚至连一般的商品等价物 ---- 钱，也叫做“人民币”；甚至殡仪馆，也是人民殡仪馆。甚至厕所也是人民厕所；垃圾场也是人民垃圾场。更有甚者，连国号也取人民的称号，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可谓到处是人民，无时不人民，“人民”泛滥成灾。” 引自《大纪元》发表文章。
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让人们看到真相，看到打着“人民”旗号的中共，中共的“人民日报”和一切中共体系唯一要做的事情，恰恰是反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