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堪回首，随着云南省一些贪官的落马，以及收谴制度的瓦解，如今本文才有机会浮出水面。不知今天的昆明市救助站是否还依旧？毕竟有报道的有积极变化的收谴站还是极少数。（或许我没有看到所有的极积的报导，但对于每天看电视新闻、读报纸、上网的我来说，我相信我漏掉的报导是不会很多的）
云南省是一个有丰富旅游资源和五光十色民族风情的地区。每天都有许多外国友人来到它的省会城市昆明，而每天有许多失业的人来到昆明谋生。这些失业的人大多衣衫不整，目光茫然，当局视这些人为风景上的污点，为保全面子而牺牲他们的自由。
那是在98年2月19号晚上9点多，为找工作而忙了一天的我，刚躺在北京路街边的长椅上，可谁知祸从天降，就这样被送到昆明市收谴站。昆明市收谴站的大名以前我早就听说过，可看了电视上那么多关于彩云之南的宣传，我还是去了，只是天不随人愿。一进去身上所有的钱和值钱东西都被以安全检查的名义洗劫一空，然后被送进“闲人队”，在被问过为什么来昆明，来昆明多长时间等问题后，年轻人就被送进“劳动队”做强迫劳动，其余的人则被继续关在“闲人队”。
在“闲人队”里面，大多都是些老弱病残。每间“牢房”里都塞满了人，有时候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竟塞下上百人。有一次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想小便，可便桶在屋角，地上坐满了人无法爬过去，后来经过人们的劝说，从人们的头上爬过去才得以方便，在这之前他已憋了近一个小时，我知道他是不想从人们的头上爬过去。这些 “闲人队”的队员通常要被关几十天，每天两碗米饭加一点青菜。每天午饭后通常有一个被称为“管教”的警察给“闲人队”的“队员”上一小时法律课，一想起这些往事就觉得太可笑了，是一个罪犯在给一群无辜的人上“法律”课呀！
在“劳动队”里面，要换上一身称之为黄皮的衣服，好的衣服都被那些打手据为己有。“劳动队”的队员每天三碗米饭加一点咸菜或青菜。每天到开饭的时间你会看到数百人刚从建筑工地回来，浑身上下都是泥或土，一拥而上抢饭碗的情景。刚进来的晚上睡在牢房里的水泥地上，其余的睡在牢房里的水泥枱子上，数十人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不老实”的晚上要睡到马桶边。铺盖卷里全是虱子和传染性皮肤病的病菌。每间“牢房”有两个“班长”，每两间“牢房”有3至7 个“带班”和一个被称为“管教”的警察，这个警察负责带他所管的“队员”去建筑工地。我在里面的时候，这样的“管教”共有五个。从这些“班长”到“管教” 都是打手。他们强迫“队员”去建筑工地做没人愿做的重体力活，比如说从几十深的基础坑里往上用背兜背泥巴，踩着小木条从垂直度超过70度的几块木版上上到地面后还要跑步前进。我曾看到一个少年背着满满一筐泥巴，摇摇晃晃，突然失去重心，太阳穴的位置一下碰到一个突起的钢管上，顿时头破血流，不省人事。干活稍微慢一点就会招来警棍和脚踢，不小心摔倒也会招来一顿暴打，通过加快干活的速度，“管教”可以从工地老板那里得到更多的私人利益，这从“管教”每天从工地老板那里得来的云南省的高级香烟就可以看出。打手们分布在工地四周以防止“队员”们逃跑或私自于外界联系。“劳动队”的“队员”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难中，但也有人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自由，再我呆在里面的期间，就有一个少年因为逃跑而被活活打死，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小伙子因为逃跑被打成双腿残疾。这些打手最多被关 15天禁闭就没事了。死者的家属会接到一个领取骨灰的书面通知，另外还要交纳骨灰存放的费用。当然，死者的家属是永远也不会知到真相的。“队员”们要干多久才能自由呢？整整三个月。可是大多数干了100多天还在干。收谴站声称让你干活是为了让你挣回家的路费，可三个月以后，最远的比如说黑龙江的，只能得到不到300元人民币，最近的，比如说云南省昭通地区的，只能得到8元钱。而收谴站从工地老板以及其它方面得到多少钱呢？
还有另外一个疯狂敛财的路径，收谴站可以在任何时候放人，当然赎金最底是100元，最高是2000元。派出所每送过来一个人可以从收谴站得到50元。在金钱的刺激下，派出所疯狂地抓人，在三天之内可一送过来3000人，这3000人中有的是工人正在上班，有的是刚到昆明的旅客，可是祸从天降，即使什么证件都有也没用的。这 3000人中也有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嫌疑人到收谴站后，要么充当打手，要么被同伙很快赎出。
昆明市收谴站位于昆明市的西北，离黄土坡汽车站很近，也叫做黄土坡收谴站，黄土坡的大名在下层如雷贯耳。当你流连在世博园的花丛里时，你有没有想到眼前的美景是用成百上千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换来的？你有没有想到昆明市那一座座高楼，一条条道路建设中间的一些环节？你肯定不会想到那些徘徊在生死线左右的“劳动队”的队员。你有没有想过在昆明这座美丽的城市下面有一座人间地狱？靠近这座人间地狱，你或许会听到里面传出的 “救命！救命！救命！”的声音。类似的收谴站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不知道现在那里怎样?
杨烈 2006 02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