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实施经济开放政策以后，“招商引资”就成了各级领导最主要的任务，有了钱，地方就会繁荣起来，于是招商引资的绩效成了论功行赏的依据。为了吸引外资，中共官员各种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做不到的事也先答应，把人骗来、钱骗到手再说，至于因此而造成投资失败，他们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举一个例子，蔡高德先生，他的事业遍及台湾、香港、东南亚、日本及美国，产业价值达美金亿元，在90年代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
1991年，蔡高德率领一个由台湾政府与民间组成的航空工业考察团赴美考察。当时，旅美华侨杨小燕从纽约、王石勇从台北同时飞到波士顿与他会面，游说他去中国投资。
王石勇是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的亲戚，杨小燕是王石勇的舅妈，而王石勇与蔡高德当时是朋友，后来变成投资中国的事业伙伴。
杨小燕与她的丈夫都是桥牌高手，因打桥牌的关系而成了邓小平的朋友，也因此认识了很多中共高层领导。
会面后不久，蔡董事长在杨小燕的陪同下去了北京，认识了很多高官，也备受礼遇。
譬如说，当时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后来做到国务院副总理，就宴请了蔡董事长3次，当时是希望与蔡董做煤和钢铁的生意，但价钱没谈成。丁关根也请了蔡董与杨小燕吃饭，还找了一些官员作陪。
丁关根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兼很多其他职务，权力远在李岚清之上。中央政治局是中共权力最高机构，武力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是中央政治局做的决定，连总书记赵紫阳都阻止不了，可见权力之大了。
在丁关根宴会中，蔡董事长提出生产25cc小引擎的动力自行车。蔡董当时想中国13亿人口，如果能让他做成这个产品，他就发了。
这个意见立刻引起丁关根的兴趣，他说：“对对对！骑自行车常会出一身汗，尤其是冬天，容易感冒。”
蔡董马上接着问：“你说的话算不算数？你们准许我生产动力自行车？”
丁关根笑着说：“当然算数！这里有六个部长陪你吃饭耶，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蔡董去见电子机械工业部何光远部长，何部长证实这个项目就是国家建设“八五计画”中的一个项目。何部长要他把工厂设在北京，因为已经有很多生产事业设在上海。
1992年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批准蔡董成立北京诠通机械有限公司，成为生产与销售动力自行车的台商独资企业。排气量低于25cc、污染小的动力自行车，经过2年的研发终于制造出来，不仅通过国家环保标准，也拿到中国的专利权。
1993年一个展览会中，当时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还特别鼓励蔡董说：“中国真的非常需要低污染高效率的产品，好好的干，如果遇到任何困难，让我知道，我一定会帮你解决。”蔡董万分感激，江并表示各级长官都非常支持他，不会有问题的。
1993年蔡董已经投资1,000万美金，盖了2,000多坪的厂房，安装了大大小小近500套设备，重金聘请十几位高级工程师，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大展鸿图。但想不到问题来了，生产出来的助力自行车却拿不到牌照，无法上路。
当初承诺帮忙的那些高官及政府单位，这时不是行动电话不通，就是领导都在开会，总之谁也见不着。
总书记江泽民曾经说过，有困难可以直接找他，因此，蔡董前后写了3封信给江泽民总书记，却都石沈大海，毫无回音。
只有给北京贾庆林市长的陈情信有一点回应，贾庆林现在已升官为全国政协主席，他在蔡董的陈情书上亲笔批示：“请对台办向蔡先生做些解释，北京市并不宜推广电动助力车。”
换句话说，要北京市台办的人出面解释，至于北京市为何不适合发展助力自行车，却没有交代，是一开始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就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政策？还是后来政策有所改变？政策转向而造成台商的损失，政府是否应该补偿？
蔡董得不到任何交代，到处碰壁。为了养活员工，当时中国缺钢铁，就听了员工的建议，进了一批废钢来卖，结果政府只准在北京卖，不准销北京以外地方，而北京根本没有市场，不用说当然是赔惨了；后来又投资游乐场，也赔了200万美金；最后痛定思痛决定退出中国市场，辞退员工，将厂房交给他的司机看管。
没想到，司机高庆华骗了保管公司印鉴的香港经理，取走印鉴，霸占蔡董北京全部产业。香港经理对自己的疏忽造成公司的严重损失愧疚不已，最后想不开自杀了。
一个在世界各国都能成功的企业家，却因为轻信中国官员的承诺，就这样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