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也演过京剧的《窦娥冤》，但同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也演，后来程砚秋整理了全本京剧《窦娥冤》，他便决定从此不再演这个戏。一方面他认为该剧更适合程派的艺术特长，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梅兰芳高尚的人品戏德。旧时代瞧不起戏剧演员，蔑称为戏子，是梅先生等一代大家的涌现，把京剧艺术推向了世界，提高到了国粹的地位。
说到梅兰芳，还有一则美谈：抗战期间，梅先生身居沦陷区，却不畏淫威，蓄须明志，长达八年未登台演戏。“蓄须明志”古而有之，只是我一向不明白，为什么把胡子留起来，就算“明志”了，读了梅兰芳这个故事终于完全明白了。
众所周知梅兰芳是京剧旦角，男扮女装，脖子以下尽可用服饰加以掩饰，喉结的问题也不是很大，最近有一个名叫“慎某”的网友，用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发现木子美的照片中清晰可见的喉结现象，另一位大侠则“纠正”说是什么“嗉子”，但这并不妨碍木小姐成为当今中国最抓人眼球的“公共女性”（借用一下公共某某分子的名头）。可见喉结问题，既然不会影响木子美的出名，自然也是断不会影响梅先生的艺术事业的。
而胡子就不同了，你见过留胡子的旦角吗？1937年，梅兰芳不过43岁（出生于1894年），正是造诣渐趋颠峰、修养日臻完善的年华，却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并且于1937年11月12日占领了上海，愤而退出舞台，离开上海隐居香港。由于断了收入来源，加上香港物价昂贵，终于耗尽了积蓄，其间投靠日本人的上海青帮头目张啸林、日本驻港司令酒井先后软硬兼施，逼迫梅兰芳重返舞台，戏院的老板也纷纷前来邀请，但梅兰芳不为所动。他卖掉北平的住宅，以缓囊中羞涩。梅兰芳的胡须一直留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始终没有在日伪治下登上舞台半步。
这是一种民族气节，也是一种独立人格，就人文精神而言，“不在刺刀下演戏”，与“不在刺刀下作官”，有着同样份量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梅兰芳蓄须明志成为美谈的原因。不过如果仅仅以此作为今天的话题，可能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梅兰芳没有活到文革，但专演才子佳人戏，不难想象他在文革中会有怎样的遭遇，文革中得以保全的文艺界名人并不很多。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就曾经受到红卫兵抄家，其家人也挨批斗，所幸某位大员对少数名流予以格外开恩，才终止了红卫兵的肆虐；荀慧生就没有那么好命了，文革中倍受迫害，诸病并发，猝逝于1968年；尚小云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一人要清扫8栋楼的垃圾，但凡省委“走资派”挨斗，必定要他陪斗，郁郁而终于四人帮垮台前的1976年4月；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看来仅仅由于早逝才免遭文革屈辱。
现在说到1949年以后的历史，最刻骨铭心的劫难莫过于文革，其实要论最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三年饥荒丝毫不亚于文革。短短三年，就葬送了千百万人命。然而你仔细想想，其实每一次政治运动背后，都掩藏着多少无辜者家破人亡的悲剧。一顶政治上的“帽子”，可以断送一个人乃至整个家庭一辈子的幸福。梅兰芳1949年以后的政治态度，可以从张颂甲的《梅兰芳天津受“困”记》中摘录两段文字：
（1949年11月在天津被批判主张“京剧改革移步不换形，宣传改良主义”后---作者注）
“但就他后来的涉身处事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梅先生解放后的经历来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他再未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风浪的冲击。在土改、肃反、审干、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安然度过，这不能不得益于解放初期的那次‘教训’。
“纵观梅先生解放后直到逝世前，他虽然还不至于‘噤若寒蝉’，但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风波以后，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特见解了。梅先生的言路，可能因此受到堵塞。我以为，这对京剧改革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
对于梅兰芳的政治立场，张颂甲语焉不详，但基本上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端倪大概：梅兰芳1949年以后直到逝世，算是一个“顺民”，虽然他的内心深处肯定也会有矛盾冲突。说到真正的独立人格，对于任何人道主义灾难都不应该视若无睹，但在当时那样一个政治环境中，又谈何容易。尤其是1957年以后，很多从前堪称社会栋梁的名流大家丧失了独立人格，即使如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在落难之前又何曾没有以附庸心态参与过政治游戏。作
为后人实在无法苛责前人，因为我们不敢断言，在相同的环境中，我们会做得更好。
牢笼，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更可怕的是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并不是一天铸就、打造的，而一旦钻入这个牢笼，你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要想再摆脱就为时已晚了。现在人们普遍称颂胡适、傅斯年，只是不知胡、傅二先生，一旦落入老舍、巴金那样的命运，是以死抗争、忍辱负重还是委曲求全？我只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醒，倘若中华民族有足够多类似清醒独立的人，二十世纪如此频繁而浩大的人为灾难或许很多是可以避免的。这样惨重而深刻的历史教训，后人当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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