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四月开始，我已经采访了近二十人。与这些人相比，我对周鸿陵要熟悉得多。我们都住在香山，平常素有交往，很多采访对象还是他推荐介绍的。或者正是这个原因，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正应了那句成语－－熟视无睹。
我常常为周鸿陵雪白细嫩的皮肤而惊讶，以为他有外族血统。我心里藏不住事，嘀咕了好一阵后，终于忍不住发问。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周鸿陵并非多话者，但只要涉及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便有如打开的话匣子，滔滔不绝。可惜他的地方口音太浓，影响了语言的说服力。
艰难曲折
1979年，李银河与林春在《中国青年》发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17岁的周鸿陵由此启蒙。他逐步认识到，民主法治并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立志以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从此，他努力探索具体的实现路径。
1988年，周鸿陵形成了发展民间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他与友人一起开办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红帽子”企业（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质是私有制）。正当企业蓬勃发展之际，“八九”民运爆发了。与所有自由知识青年一样，他积极投身于这场全民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六四”屠杀后，他被抓入监狱。五个月后免于起诉。正当他准备再展拳脚之际，却第二次被捕入狱。当局认为他在“八九”民运中还有更多活动。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十八个月后，他才取保候审，获得自由。
血的教训和人生的磨难使周鸿陵认识到，实业无法有效地推动民主进步。他认为，面对民众人权法治意识的普遍不彰，启蒙才是当务之急。他于是转向新闻行业。1993年，他进入河北邢台统战部主办的报纸《海友之声》，担任总编并兼任社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该平台空间过于狭窄、影响有限的问题暴露无遗。他希望有更大的舞
台。1996年5月间，他来到石家庄。然而，更大的空间也无法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他发现，媒体并不是解决社会变革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才是改变社会的最直接的方法。但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活动，却不清楚。他总结说，从1979年到1996年，虽然做过很多事情，但总体而言对宏观策略的认识十分模糊，并不清楚什么方式能最有效地改变中国社会。
1996年10月，周鸿陵来到北京大学，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他希望通过学习与交流，弄清楚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期间，他结识了大量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久，周鸿陵担任北京纵横研究院副院长，该院与福建《技术、经济与管理》杂志社有密切合作关系。1997年6月，在他的主导下，《技术、经济与管理》杂志社北京记者站成立。以此为平台，他与包括茅于轼、曹思源、刘军宁、杨子立等一批朋友一起，在思想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纪念改革二十周年》、《产权私有化研究》等有分量的文章。
1998年9月底，记者站遭到当局搜查，文件资料与办公用品被没收，周鸿陵被迫转入地下。他表示，由于平时忙于工作，少有时间思考宏观战略问题，加之98年的大镇压要求人们必须有新对策，他不得不一边逃避抓捕，一边偷偷与朋友们交流，反思中国民主之路。他认为，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二十年间，民间社会运动前赴后继，但方式方法却始终没有进步，依然是传统的组党、街头政治等。很多人竟然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分析社会，少有人了解公民社会的性质，不知道它是效率最高代价最小的社会变革方式。他表示，这一认识是与很多朋友一起讨论时得出的。
1998年下半年，周鸿陵形成了公民主义思想体系：从臣民到公民，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建立公民国家，最终建立公民世界。关键是转变人。
农村试验
1999年5月，周鸿陵与一些朋友成立了内部组织“开来工作室”。他们一方面准备出版公民教育与社会转型方面的书籍，另一方面，打算从基层民主做起。当时，周鸿陵写了一篇文章《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主张将公民主义思想、公民社会运动贯彻到农村，从最基层开始，促进中国社会转型。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李慎之先生的支持。经李老介绍，1999年12月，周鸿陵数人依托茅于轼先生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简称“天村”。
正当他们忙于寻找项目资源时，2000年7月10号，周鸿陵再度被当局抓捕。当局的企图十分明确。他们欲将“天村”定性为“颠覆”组织，借以把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天则经济研究所一锅端。尽管当局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但周鸿陵顶住巨大的压力，据理力争。在国际国内人权组织和舆论的同声谴责下，10天后，当局被迫释放了周鸿陵。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前，由于担心当局镇压，“天村”一直处于隐蔽状态，工作多有不便；这一事件使“天村”浮出水面，他们索性公开在社会上活动。不久，“天村”得到第一笔外国基金会的公民社会项目援助。他们原打算选北京或周边地区作为试验基地，但苦于一直找不到合作伙伴，最终项目辗转落户于湖北沙洋县。一连四年，他们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帮助农民成立自治组织和进行民主选举。在他们的努力下，试验村村民在公民意识、自治组织的成熟度与自治能力以及民主选举的质量等方面，都远远较非试验村为高。“天村”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大批国际国内媒体都在重要版面或时段报道了这一事件。
走向城市
周鸿陵并不满足。正如他文章的标题所表明的，基层自治要从农村走向城市。2001年初，他们与河南信阳平桥区政府进行谈判，希望于该区进行包括政府、产权、企业、乡镇、农村等多方面的综合改革试验。令周鸿陵兴奋的是，对方最终与他们签定了试验协议。但非常遗憾，对方后来借口改革力度过大，没有履行承诺。周鸿陵并不气馁，继续积极寻求新的机会。
2001年底，“天村”从天则经济研究所独立，成立新民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他们在与加拿大公民项目谈判时提出，将农村公民自治项目移植到城市的设想。对方很感兴趣，双方签定了合作协议。起初，周鸿陵还不敢将试验地选在北京市，认为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时他想，只要能在周边选一个城市，既便于操作，又有利于推广，就很不错了。但随后他改变了想法：既然要做，就应该争取最好，就应该找最有影响、最容易推广的地方进行试验。经反复思考，他最终下定决心，争取在北京市进行试验。决心好下落实难，周鸿陵反复穿梭于各个衙门之间。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成功了。任何知道中国衙门办事艰难程度的人，都能够体会到周鸿陵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周鸿陵将精力全部投放于九道湾社区选举工作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选举成功举行。九道湾社区选举是北京市第一个社区民主选举，引起了海内外新闻媒体的极大注意，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城市民主选举。起初，反对城市民主选举的人士不在少数，九道湾社区选举的成功，改变了他们先前的观点。
寻寻觅觅 廓清思路
2003年，周鸿陵带领新民教育研究中心转战鲁谷，在整个街道组织公民自治民主选举。这是远较社区选举复杂困难得多、工作量也大得多的工作。他坦陈，后期他们参与较少，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就在这时，新民教育研究中心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分裂。
不得已，2003年10月，周鸿陵带领一批人成立了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与此同时，思想上的困扰也紧紧纠缠着周鸿陵。他做了农村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的组织工作，也做了城市居民自治民主选举的组织工作，下一步做什么？一直没有理出头绪。周鸿陵表示，虽然此前已总结出“公民主义”理论，认为实现“公民主义”理想，必须通过公民教育、公民行动和公民社会来达成。但实际上他仍不确定，仍在犹豫，而且不知道怎样将它向全社会推广。两年间，他反复寻觅思考斟酌。
2005年6月，周鸿陵与很多友人就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广泛讨论，最后确定把公民教育作为相当长时间里的中心任务；10月，举行了第一届公民教育培训班；2006年，计划培训至少300名讲师。在重重困难中开启新的征程我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采访的周鸿陵。他外出办事，回到香山后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又说天气很冷，带点吃的过来，问我这个南方人是否吃得惯大饼之类的面食。我知道他现在经济十分困难，本想说我请他吃饭，但他很要强，怕他产生误会，终于没有出口，而是说随他安排。他带来了一张大饼，价值2.4元人民币。我们俩就着白开水吃了。
通过这次采访，我才知道周鸿陵做过不少事，而且想做更多事，是一个愿意做实事、能够做实事的人。如果不是资源上的限制，他一定早已打开了新局面。我视野中还有与此截然相反的情景，不愿、不敢也做不了事的人，打着维权的旗号弄来了资助，可惜钱没有用于维权，用到了婊子身上。过去，一些人曾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感慨不已，我始终表示怀疑。今天，铁的事实教育了我。真不知这样完全颠倒的情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真不知社会要让那些真正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失望到什么时候？真不知那些掌握着资源的糊涂虫们要让那些无耻无知的屑小之徒得意到什么时候？
最后，诚挚地祝愿周鸿陵2006年能够顺利展开他的计划。
2006年1月11日星期三于北京香山
（转载于：《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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