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迎春文艺晚会”和“春节团拜”，是中共高层很重要“政治生活”，主要体现国家领导人在这个“喜气洋洋的大日子”，没有忘记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与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欢乐的节日，是很重要的“亲民”活动。所有政治局常委，除非不在北京，否则多数会出席。可是，在这些应出席的活动中，黄菊却踪迹沓然，其中必有内情。中共高层缺席一些理应出席的活动，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一段时间，不外乎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真的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国庆五十周年，北京当局在天安门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及阅兵仪式，中共领导人空群而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军队及巡游的民众，但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谢非，当天并没露面，惹来诸多揣测，而三个多星期后，谢非在广州病逝。显然，当日谢非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没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在是迫不得已。
第二，出事了，被软禁、扣留，甚至被打倒。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跟谢非一样，也缺席了国庆五十周年庆典，差不多半年之后，当局才宣布他因贪污受贿而被扣留多时，后来罪名成立被判死刑。
第三，自己主动称病，以避开一些政治风暴，又或以此抗议政治对手的打压，这是领导人的“心病”或“政治病”，病情跟政治气候有关。一九五Ｏ年十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助朝鲜共党对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并准备由“常胜将军”林彪作为入韩志愿军的统帅，但林彪称病推辞，自此在家中养病，九年后才“复出”任国防部长。
另一个例子则是李鹏。九三年四月连任总理不久，李鹏突然患上“心脏病”，声称要住院半年休养。但实际上，外界相信他当时是因为不满“邓小平南巡”后掀起的改革之风，遭邓小平点名批评后，掌管经济的大权落在副总理朱熔基手上，朱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态势；因此，在政治上失势、权力被夺之后，加上当时经济形势非常险峻，“三角债”、在国际上被制裁等问题很可能拖垮经济，李鹏称病住院既可蛰伏，万一经济崩溃也不用背黑锅。当经济情况改善后，李鹏的“病”不药而愈。
黄菊又是哪种情况呢？中共高干的健康情况是国家机秘，外界无法掌握，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推断，黄菊即使有病，也不会在一夜之间病得如此严重。黄菊在一月十七日“失踪”，之前的半个月他出席了六个公开活动，“失踪”前三天更是每天一个，从电视画面和照片上看，黄菊的脸色、体型等跟以前分别不大；而且，他在 “失踪”之后的一个星期，还向当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作出书面指示。如果黄菊的健康真的在一夜之间恶化至不能视事的地步，他的工作自然有人接手，他也不可能、也没必要在“重病”之后还发出指示。
另方面，黄菊是中共权力核心的政治局常委，即使犯了经济问题，也不会受到任何牵连，他在任内因经济问题而被撤职的机会微乎其微。现在是“罪不至政治局常委”，如果要追究，上届和现届的常委中，相信超过一半人要下台。因此，除非犯了政治或路线错误，在权力斗争中落败，否则他的政治地位不会有问题。以前的党政领导人，无论是中共建国前的王明、张闻天，文革时期的刘少奇，还是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位居权力核心时被“打倒”，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过去十八年，中共一再强调政治稳定，千方百计制造“团结局面”，又怎会把一个政治局常委拉下马，破坏这种稳定。而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还没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也没有人拥有足够的政治能量，把一个政治局常委拉下马。他在“失踪”后还能发出指示，也说明他不是被撤职、扣留。因此，黄菊被撤职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那么，黄菊隐匿逾月，只剩一个可能性：主动称病。他有这个必要吗？目前黄菊的政治压力并不小。他在国务院分管经济，生产安全、国企都归他管。但过去两年多，中国的生产安全问题非常突出，矿难、车祸及其它工业意外多不胜数；十一月底吉林化工厂大爆炸造成松花江生态灾难，更演变成外交风波；国企改革，变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大量下岗工人连基本生活费也被官员私扣。这都是黄菊分管的范围，他应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此外，黄菊的权力大本营上海市，近年与中央的关系闹得颇僵，公开抵制宏观调控已是公开的秘密，与黄菊关系密切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更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顶撞温家宝，过去一年就不断传出陈良宇会被调离上海的消息。对黄菊和上海官员来说，这都是中央打压上海的举措，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连陈良宇都保不住， “上海帮”的政治压力将有增无减。因此，黄菊“称病不出”，既可表达不满，也可作为反抗胡锦涛、温家宝打压的武器，让中央的“团结谎言”不攻自破，这也是合理的选择。
当然，不能完全排除黄菊真病的可能性，但他患“心病”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黄菊在政治上也有这个需要，“以退为进”在中共历史上不仅屡见不鲜，而且屡试不爽。
(本文作者为香港时事评论员/亚洲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