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不出售伺服器，不参与将私人信箱提供给…”
“不要回避问题，我要你回答，有没有羞耻感？”
“我…”
“下一个，你呢？感到羞耻吗？”
议员兰托斯对听证席上的四位公司代表们们穷追不舍。雅虎、古狗、微软和斯科的首脑人物在他们的律师们的护驾下，出席2月15日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下属的非洲、全球人权和国际运作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名为“中国的网络：是自由还是压制的工具？”之听证会。会场前排的位子全被身着深色西服，神情严肃的律师们占满了，他们不时俯身向前，向坐在证人席上的公司老板们递条子，提参谋意见。四位公司的首席代表都城府很深，但是在兰托斯轰炸式的“审问”下，几乎招架不住。
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兰托斯拥有一种道义权威，他问微软的代表：
“贵公司前身IBM层跟纳粹合作，你回顾那段公司的历史，是否感到羞耻？”
“…我不能回答那时候的问题…”年轻的微软代表犹豫之后，勉强地说。
兰托斯再接再厉：
“那些勇敢的网路勇士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你们对他们的家属提供了帮助吗？”
“我们表达了遗憾，感到难过…”
“我问你有没有提供实际援助？”
“…我们不提供这种服务…”
像审问罪犯一样，兰托斯议员从四位公司的代表口中，明白无误地得到了两个回答：1。他们不为公司的商业行为感到羞耻；2。他们没有向因网路坐牢的家属们提供援助。
这场为时将近八小时的听证会，被满头银发的兰托斯斩钉截铁、感性的问题推上戏剧性的高潮。
美国的听证会制度本来只是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专题，提供一个政府决策人和专家们交流意见、互换资讯的机会。上面这段有关中国网络的听证会片断，却有“庭审”的味道，虽然十分精彩，也让在场的人权人士大快人心，然而，平心而论，总给人时空错位的感觉。因为应该坐在被审席上的，不该是美国企业界的成功商人，而理当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中国的审查机制，换句话说，中共极权政府。惯于把良心犯、宗教人士、法轮功学员、有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和抗议维权的普通老百姓送上法庭的中共政权，近年来也不时因“反人类罪”被国外的法院传审。但是它从来不敢露面。这个看似强大的极权政府，和它的见不得人的行为一样，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操作。在这样千夫所指的场合，北京当然缺席。顶多也就派个没名没姓的线民前来打探情况。
这场听证会会前已经在中外媒体里被广为报道，由于内容触及到商业、法律、政治和伦理的
交织范围，因此吸引了公众界的各个层面。当天会场爆满，有一半以上的听众被请到另一个房间去看闭路电视转播，媒体席位上也都挤满了记者，会场满地是席地而坐的录像和摄影记者，气氛空前热烈。一场听证会从上午十点开到下午五点半，没有一分钟休息的空档。许多人，包括主持会议的史密斯议员，八个小时没有离开过座位，除了喝水，没有进食，甚至没有时间如厕，态度之认真，令人肃然起敬。美国政治传统里的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的理念深入美国人民和政治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因此他们对于专制极权政府从内心深处有一种蔑视和憎恨，对于受压迫者有高度的同情，对反抗者有真诚的敬佩。
坐在主席台上发言的国会议员有十来个，轮番发言，大数是质疑科技公司，认为他们为了作大陆的生意，放弃了商业道德，帮助一个极权政府来打压本来就已被五花大绑的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 “你们这是用高科技来帮助专制政府更好地进行审查制度！”议员Leach几乎有点喘气地重复了两遍这句话。会场难堪地静默着。
“中国正在转型，但是方向错了。中国政府在向人民开仗。我们美国公司只知道赚钱，用高科技去帮助暴政，出卖了美国的理想，这是可耻的。”议员汝若巴赫（Rohrerbacher）的声音响起。室内的屏幕上同时打出了刚被黑道打伤的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青紫浮肿的脸，他从观众席上站起来，“这是一位美国的英雄，他刚刚被中国暴徒冲进家门殴打，他们还抢走了他的电脑和文档。” 汝若巴赫对李渊的介绍话音一落，会场就响起了掌声。
“以前我们通过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大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市场开放了，人民生活好了，自由民主也会随后来到。现在证明不对。”Tancredo议员说。
D. Burton 议员说，共产主义把千万人送进劳改，天安门事件又屠杀人民，我们的大公司跟这样的政府合作，你们得告诉大家，到底贵公司赚了多少钱？
然而有些议员也帮大公司说话，议员Wexler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政治家也应当感到羞耻，我们为什么给予这样的独裁国家最惠国待遇？我们不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商人头上，难道我们不要跟中国做贸易？这可能吗？还有议员警告不要向北京发出错误的信号，别把孩子跟洗澡水一块儿倒掉了。汝若巴赫反驳道，别忘了，当初是这些大公司和企业对我们进行游说，甚至施压，要求国会通过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这样他们才能没有顾忌地同中国做生意。
这次的听证会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犯罪者？谁是受害者？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赚钱，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大国难道能为了道义而牺牲商业利益？大公司制造了就业机会，向国家纳巨额的税，哪个政府能这样自断其肢，去责备甚至禁止本国的公司在这种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带游走？然而在不敢面对“天安门事件”、“法轮功”、“自由”、“民主”、“达赖喇嘛”等词汇的北京政府在被告席上缺席时，是美国政府在替中国人民呼吁争取言论自由，是美国媒体在谴责本国的公司扮演的帮凶角色，也是美国人民在感到羞辱，因为雅虎把师涛卖了。中国人自己在哪儿？专制政权和人民的关系就像一个失败的婚姻，双方越是相互仇视水火不容，越是互相依赖难分难解，这是一种持续的权力斗争、虐待与被虐待狂的交织纠缠关系。中国除了少数的异议分子和人权人士外，作为受害者，大部分人根本无动于衷，国内的人贪污的照贪，赚钱的照赚，喊叫着要灭日反美的照样喊叫；国外的“爱国分子”照样会到中国使馆门前摇旗呐喊、欢迎“国家领导”。那些“思故乡”的年老体衰的海归派，哪怕是再老掉牙的“海龟”也都急急忙投入“祖国怀抱”，因为那儿自有小娇娘投怀送抱，“杨振宁效应”是之谓也。中国人对正义、公道、真理和对错的麻木感是惊人的，对压迫、羞辱、凌虐和剥削的容忍度也是其他民族难以忘其项背的。
雅虎、古狗和微软都是趋利的商业公司，人们拿道义的尺度去量他们又有何用？这次听证会会前会后在美国的舆论和公众界是刮了一股清新的风。大公司今后会有些顾忌，他们表示并不乐意见到公司的高科技被拿去作为监控人民的工具，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当地政府的法令，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跟北京政府进行对话协商，寻找一条妥协的中间道路。其实美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听证会头一天，2月14日，国务院特意举行了一个以网络自由为主题的简报会，由经济、商业和农业部副部长席奈尔女士（Josette Shiner）和民主、人权和劳工部副部长德布扬斯基女士(Paula Dobriansky)主持，在会上席奈尔女士宣布召集成立一个由各部会的专家所组成的“全球网络自由工作组”。两位部长指出；“让人们最大限度地从因特网上得到资讯，尽量使审查者不能干扰人们获取信息或让人们噤声，这是国务院和美国政府放在最为优先地位的事。”希奈尔还说，美国政府极为关注外国政府对网络自由的限制和对异议分子的压制，以及美国公司在这方面扮演的脚色。她直接点名中国，认为中国的网络情况令人担忧。“我们会积极地同中国就此问题接触，”她说。
无独有偶，北京方面也在听证会的头一天，2月14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长刘正荣公开对政府的互联网政策进行辩解，他说政府将一些网上“有害”的消息屏蔽，是参照国际通行的作法。只是这位官员没说明什么是“有害”的。他还不知羞耻地说：“中国没有网路警察这种警种”。
中国信息中心的发行人吴弘达在听证会上发言时，对于思科公司将最新研发的电子技术提供给中国各地的公安系统，做了尖锐的批评。早在2003年吴弘达就在国会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记者招待会，提出思科公司为中国的公安系统打造电子的钢铁长城。思科自己打出的广告是以科技来加强警力，用最进步的数码识别法来监控、侦查一切警方要调查的人，快速、有效、准确。由思科和其他科技公司帮助公安建立的8亿巨资的金盾工程，是套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它阻挠、吓退了希望能在网络上自由倘佯的网民，配合了上网实名制，金盾里应外合把中国网民赶到一个知识和资讯的狭谷之中。当世界各地的“柏林墙”一一坍塌的时候，中共政权利用外国的高科技，重新打造了一堵堵的电子铁幕和围墙。吴弘达不仅从道义上，更从法律上指出，思科违反了美国政府于八九天安门屠杀之后，所制定的101-246号公共法案，里面规定禁止向中国输出“控制犯罪或侦察性工具及设备”。
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如何在商业道德和法律范围之间持平，美国政府能够、愿意涉入多深，这是科学发展超速，而伦理、哲学、政治等人文和社会思想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又一个例子。科技可以造福，也可以危害人类，但科学本身无罪，有罪的是专制极权政府把它当成压迫人、消灭人的工具。中国人民能否享受网络自由，拥有“知的权力”，不在于美国国会能否立法去禁止或防范美国公司违反商业道德，也不在于北京政府是否“开恩”放宽尺度，甚至不在于科研的新开发去攻破公安的电子长城，那把解决问题的万能锁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他们还愿不愿意继续被控制、被监视、被审查、被投入监狱？只要内心有了答案，就可以付诸行动，柏林墙不就是一夕之间坍塌的么？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