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于汝鑫： 于先生, 你好, 我是张国胜的朋友! 他一开始吼我。我说：“不要认为我打电话就是恶意, 你为什么要迫害学员? ”他矢口否认：“你看见了啊? 你看见了啊? 我没有我没有。”他的音量拉的很高。我平静的告诉他，今天我只是要跟你说：“当年文革结束时，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为什么要举枪自尽? 他当初原也以为自己是在执法，最后却背黑锅 !!如果你现在说的是真话, 你没有迫害大法弟子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你可以好好说话, 我听你说。”
他挂了我电话。我再次打给他：“你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同姓。我为什么要打国际长途电话，我不为了你我何苦啊? 善恶有报，谁做谁要自己承担。”他再次否认，再次挂我电话。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惊慌。
红给我这消息时，说：“到时候他是要承担这一切毒打修炼人的后果的呀！”她要我代她拷问这些打人的恶警：“难道非要走上刘传新那一步吗?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没有错? 为什么不敢让家人子女知道你所作所为? 又为什么面对我们这么善意口吻的电话却惊慌失措呀!”一般人怕警察吼，警察却怕红温和，有意思。
红这则消息里的于汝鑫无疑是个笨警察，笨得不知道什么叫见机行事，什么叫虚与委蛇。相比越来越多到法轮功学员家中对他们看《转法轮》视而不见的警察, 头脑却是很不灵光。那些灵光的警察回去报告时说：“没发现什么!”
于汝鑫大脑愚笨，却并不意味其心灵朦昧。毕竟他是人，先天有善性啊。他一开始就对电话那端的女声高吼，那是他对问罪的老百姓的职业习惯，是虚张声势。当这一斧头砍空－－他高八度的声调被红平和的声音降低时－－羞恶感就泛上心头。他立马返回幼儿园里犯错之际被阿姨逮住时情不自禁的否认的势态：“你看见了啊? 你看见了啊? 我没有我没有。”他这是恐慌，也是知错的表现。
就一个回合，这个于汝鑫就在红面前败了下来，当然是心战上的败北。这时候男人的暴力使不上劲。未尽失的羞耻感使他在失去气势之际，也就失了施以淫威的底气。一个威不起来被迫面对自己良心的人，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之徒，就会表现出于汝鑫这种惊惶失措的样子。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不给人施暴逞恶的机会，就可以以理服人和以礼服人。这就是从海外打劝善再劝退的电话之力量所在。
“当年文革结束时，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为什么要举枪自尽? 他当初原也以为自己是在执法，最后却背黑锅 !!如果你现在说的是真话, 你没有迫害大法弟子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你可以好好说话, 我听你说。”红的善语里是理，于汝鑫既无好话说，又无道理讲，所以他只有挂她的电话。
刘传新举枪自尽，先以为是执法后却要为党背黑锅，这个道理浅显易懂。当警察的一定亲眼目睹不少，于汝鑫真是无话可说。他当然知道他在撒谎，知道他参与了迫害，他生气是因为害怕。害怕又讲不出理，他不挂电话还有什么好选择？
以前我在网上见到说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劝善时，心想：有用吗？这些人既然对善良的人都能出狠手，已属怙恶不悛之辈，岂能劝善？曾经有台中的法轮功学员告诉我，她常给警察打电话，劝善和劝退的都有。可惜她说的太简略，我还是揣测不透其中的道理。今天从红的这则消息里看，一切透明。
如果阻止住警察施暴逞恶的途径，使恶性遭抑制，以礼启动其善性，以理打进其头脑，便可以善劝了。俗语中的人善被欺，只看到恶表面上的强，钢刀劈柴或砍豆腐。但善的内在力量犹如水，不止滴、流之势，强劲在后头。水滴石穿和抽刀断水水更流等自然现象，启示的就是善力后发制人和坚忍不拔的制胜绝招。
是啊。如果红一开始就被对方的怒吼吓退了，或者对曰“你这警察好生无礼”就甩了电话，那么于汝鑫就有了跟同事吹嘘他在电话里战胜了法轮功的“战绩”。红没有给他吼退，而是温言行进：“你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同姓。我为什么要打国际长途电话，我不为了你我何苦啊? 善恶有报，谁做谁要自己承担。”温和的言语，看似无力。但平和的心态背后站有神道佛，警察背上的中共邪灵只好撤。
那电话可不是挂了，事情就终结了。绝不是。于汝鑫好多天听电话铃响，就会心跳，担心又是来问他“如果你现在说的是真话, 你没有迫害大法弟子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心灵上被战败，他今后决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做恶了。这对国内将面对他的法轮功学员和他自己，都无疑是很好的事情。如果他再思考，就更好。
“我跟你同姓”这句话，为什么夹在“你不要那么激动”和“我为什么要打国际长途电话，我不为了你我何苦啊?”这两句话之间，我可能永远搞不清。但我知道激动的心一旦面对宁静的心，灵魂交战上便居下风。激愤是不能持久的，一旦泄气，便如同高山滚牯，顺势而下直到山脚。“我不为了你我何苦啊?！”这是动之以情，启之以理。“善恶有报，谁做谁要自己承担。”这话有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力量，一旦平和地（借用神道佛的力）推给对方，那是太极神掌啊。
法轮功学员温和劝善、劝退的电话，越有修炼的道行佛性在，不怒自有威严，演绎强善镇邪除恶的无比威力。善言正心正念劝人，坚忍不拔，所向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