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当时带到中国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其中包括西洋钟表、千里眼(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温度计)、西洋刀剑、地球仪、八音盒、各式测量仪器等。许多器物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时，尤以西洋钟表最令康熙大帝及后妃们喜爱。白晋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作过这方面的介绍说：“康熙大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的各种制品作为样品来复制。由于皇帝对各类新奇制品都有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在北京时，每天都要让人按时送来出自新建研究院 (当时称为如意馆) 院士之手的作品，若在某个寓所时，就两天送一次。皇帝总是检验这些作品，指出其中的不足，该表扬的就表扬。他把手中的杰作留下来，总是要嘉奖那些才能出众、工作勤奋、精益求精的工艺师，甚至给他们加官晋级，并钦赐黄马褂。”康熙年间在如意馆工作的法国传教士、机械师陆伯嘉，1701年来华后一直在内廷为皇帝及亲贵制造物理仪器、计时器与其他器物，技艺高超。他在华生活了17年。与此同时，因康熙大帝的喜好和实际的需要，清宫造办处也仿制了一些器具，主要是供皇帝个人使用。据《清史稿》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
在康熙大帝刻苦学习西法之际，在法国，路易十四确对舞蹈如痴如醉，他先后出现在21部芭蕾舞剧之中。另一方面，经过法国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于 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 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及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等著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1699年（康熙38年），法国传教士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中写到“儒学预示着一种普遍的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而在300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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