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非常健谈，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能引起他的鸿篇大论，上穷碧落下黄泉，以致原以为时间尚有富余的采访没能按时完成，只得以电话采访加以补充。十分遗憾。
转向
刘晓波先生的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家中有众多藏书，加之居住于高等院校，学习环境非常优越，少年时便阅读了大量书籍。然而由于当局恐惧真理，在思想上实施极端严密的控制，当时中国合法的思想资源除去马列主义著作外，只有一些左倾俄罗斯文学作品。因而说来十分有趣，今天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刘晓波，当年曾无比热情地一头扎入马列主义的怀抱。
他说，自己十四、五岁时便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当时曾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至今仍然记得部分内容。在笔者看来，尽管与很多青少年一样，当时他萌生的是文学梦，但已经为以后学习方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他表示，大学时研究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少年时形成的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展开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莫大讽刺的是，少年时即开始文学梦想的刘晓波，二十多岁时不仅没有进入文学圈，却不得不去做一名五大三粗的建筑工人。好在这段极其邪恶的历史很快便终结了。一年后他成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
大学时他选择了中文专业，圆了少年时的文学梦。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思想、哲学领域的知识有更大的兴趣。于是未来的刘博士便经常逃课，独自躲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因而一般人会遇到的，文学的形象思维与哲学的逻辑思维之间的巨大鸿沟，于他而言并不存在。他由文学向美学的转向自然而然，十分顺利。
刘晓波表示，今天回过头去看，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正是在卡夫卡那里，他才知道痛苦居然能够用那么平静冷峻的文字描述，而且更为有力。哲学思想他服膺康德。他认为，康德是现代众多哲学流派的共同源头，他对人的理性局限性的研究十分重要。
厚积薄发
1984年，刘晓波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获留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说到这两年的执教生涯，尽管已过去了近二十年，他仍然恋恋不忘。他说，他喜欢给学生上课，十分留恋课堂上的那种感觉。
直到1986年，刘晓波并没有写出有影响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写作。一切在这一年完全改变了。他先后在《中国》等多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美学泰斗李泽厚，引得众人侧目，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众口一词：哪里冒出来一匹黑马？
短短两年间，他出版了多部专着，如《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审美与人的自由》等。与此同时他还在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并经常到北京及周边多所大学甚至区县文化馆演讲。如此旺盛的精力，如此巨大的成绩，很可以套用一句古话：厚积薄发，或者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刘晓波认为，自己与李泽厚的本质分歧在于，李泽厚是将康德融入马克思的体系，但他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资格融入康德。从某种角度讲，李泽厚的作为仿佛拆毁一座巍峨的殿堂，将珍贵的楠木材料搬入破烂的茅草棚。李泽厚的思想强调社会本位，而自己强调个人本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7年，李泽厚的博士生向他下战书，双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饭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果，李泽厚的四名博士生大败，遭到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研究生痛斥。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程映虹，当时是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硕士研究生。近二十年过去了，他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近期还撰文提及此事。
出国讲学
80年代中期，刘晓波这匹文化叛逆“黑马”的影响日见隆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1988年8月，风头正健的刘晓波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三个月后，转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并进行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1989年3 月，刘晓波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转赴海外前，刘晓波曾在香港短暂停留。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殖民100年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以中国幅员之广大，殖民300年也许能解决问题。此论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卖国贼的咒骂犹如海啸般，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可以想象，其中虽不乏纯粹由爱国激情主导者，但圈中如此激烈者到底有多少人那么单纯、丝毫不夹杂嫉妒与仇视情绪呢？
笔者问刘晓波，当初他说这话是出于文人一时的义愤，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表示，他是认真的。因为殖民是落后国家进步的捷径，而且最坏的殖民者也有法治观念，也比本民族的独裁政权对人民宽容、和善。他说，自己当时还表示，中国已经失去了被殖民的机会，十分遗憾。一是因为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二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太多，没有一个宗主国能够背负得起。该观点记者没有报道，否则一定会引来更多的唾沫星子。
转折点
到美国不久，“八九”民运便爆发了。作为一名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士，刘晓波自然不愿意成为这一波澜壮阔民主运动的缺席者。他安排好相关事宜，4月26日毅然决然返回北京。
一回到学校，他便倡导开展校园民主活动，并与陈小平等人组织教师自治联合会。5月12号，他参加了由中共改革派高官、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组织的座谈会，从此深入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会后，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们撤离，但非常遗憾，没有人响应他的理性呼吁。于是他转而办了一份刊物，希望循序渐进地影响同学们。
但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所有阻止学生们激进行动的努力都告失败。刘晓波认识到，如果不能与学生们站到一起，根本就不可能影响他们。于是他约请另外三位知识分子与自己一起绝食，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
6月2号下午四点，他们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宣布绝食72小时，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刘晓波说，第一次面对数十万人的支持与信任，人一下子就懵了，不由得自我膨胀，真以为自己能够扭转乾坤。
知识分子的绝食重新聚积起广场上的人气。王军涛等人立刻认识到此举的重大意义，马上安排了三人一组的接力绝食计划。然而大屠杀旋踵即至，刘晓波他们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
为避免更大的牺牲，保留民主运动的火种，刘晓波等人反复劝说学生主动撤离广场，但学生们坚持不撤。于是他们决定一面与戒严部队谈判，一面继续劝导学生。正当他们准备按照谈判协议安排学生们撤退时，军队却突然发动了进攻。在军人的野蛮攻击下，大部分学生在他们的带领下冲出了重围，但刘晓波与数百名学生却被堵截在包围圈内。他于是带领学生们来到广场北京市红十字会所在地。天亮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出广场。
刘晓波等人先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宿舍休息。没想到那样紧张的气氛中他居然一觉睡到下午，可见他已疲惫到了怎样的程度。醒来后他去到朋友处。在朋友的安排下，他来到澳大利亚大使馆。在使馆大门口，他问使馆官员，另外两名大陆绝食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与自己一起申请政治避难。对方很为难。刘晓波不可能抛下朋友，独自逃生。他毅然走下了车。
刘晓波深知，自己走出汽车的那一瞬间，深陷罗网的命运便注定了。为了让自己在那一刻更踏实更勇敢一些，他决定回家迎接厄运。 6月6日晚上11点，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正往家赶，后面突然冲出一台白色面包车，将他别倒在人行道上。七、八个彪形大汉如狼似虎地扑上来，给他戴上眼罩、塞上口衔，将他架入车中。他说，当时大脑非常清醒。首先想到的是，深更半夜，这帮家伙要是把自己拉到荒郊野外一枪干掉怎么办？那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呐！而且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止，直到近一刻钟后才完全停止下来。
1991年1月，经历了近二十个月的牢狱生活后，刘晓波重获自由。
评说与反思
对于“八九”民运，刘晓波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说，“八九”民运的巨大悲剧导致执政集团中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终止了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进程，客观上是很大的倒退。但另一方面，“八九”民运对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贡献。邓小平所以在高层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形下力排众议，以南巡的方式启动远较八十年代深刻的经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九”民运使当局彻底丧失了道义合法性。面对极其巨大的政治压力，当局只能通过厉行改革，以政绩合法性维持独裁统治。如果没有“八九”民运，之后的经济改革就不会那么全面深刻的在全国展开；“八九”民运唤醒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极其淡薄。“八九”民运之后，尽管当局始终保持着残酷强大的压力，但以民间政治反对派的集结和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社会底层的维权活动为代表，中国人权意识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其必将对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产生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鲜血换来的人权意识的觉醒，远较此对官方道义合法性的摧毁重要得多。
说到教训，刘晓波表示，当局改革派与精英知识分子、学生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和合作是最大的问题。
屡败屡战
出狱后，刘晓波继续进行写作和民运工作。1995年5月，当局又展开了一波大镇压。刘晓波因为呼吁为“六四”平反、保障人权，被关入北京西郊香山一个四合院内，直到1996年1月才获得释放，无理无法软禁长达八个月之久。获释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拿起如橼巨笔，向专制主义发起新的冲击。当局对他极其仇视，九个月后再度抓捕了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关入劳动教养院，三年后才重获自由。
尽管多次遭受当局的严酷打击，虽然走出监狱只不过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囚笼，刘晓波早已完成了从精英到囚徒的角色转换，但他从不气馁。他说，虽然自己认识到生命有很多痛苦，但一直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它，是一个积极的悲观者。因而失去自由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旦重见天日，立刻再度起而战斗。
希望在民间
刘晓波颇有信心地表示，中国自由的希望在民间。他认为，由于当局的长期剥夺与压制，“民间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参与饥渴”，只要民众能够持之以恒地开展真话运动，就能解构当局的独裁统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2005年11月12日星期六于北京香山
--原载《争鸣》二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