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由冯巩、朱军、牛莉合作的小品《跟着媳妇当保姆》，就是这样一条“红烧鱼”。你看冯巩扮演的那位“保姆的丈夫”，一出场就很出彩：他身着西装，脚上却是一双极不协调的白色旅游鞋；一条红得刺目、和西装颜色成很大反差的领带，非常蹩脚地系在脖子上。更可笑的是，他居然喜欢模仿城里的新新人类，动不动就大叫一声“耶”－－当然，他叫出来肯定是怪里怪气的，既不潇洒，也不酷，只能让人捧腹喷饭。
“丈夫”担心“像潘金莲一样漂亮”的妻子给城里人当保姆会被他们占便宜。问题是他采取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亲自来监看妻子要服务的人家。所有的笑料都因此而发生，这个矛盾他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由城里人出面才能解决：男主人不放心远在国外的妻子（相对于外国人，城里人也是乡下人）马上要出国了，找保姆是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并且爽快地预支了一年的工资，于是一切皆大欢喜，连男主人的母亲也立马变成“丈夫”的“咱妈”了。
应该说“丈夫”的形象是非常符合一部分知识分子或小资们对农民的想象的：狡黠，但无法超越经验的限制；自私，但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时尚方面，是城里人笨拙的模仿者。这让他们很受用，因为他们可以从农村人可笑的言行举止当中验证自己的优越。我想，这大概也是春晚在拿农民开涮方面所以乐此不疲一个心理动因吧？不过我不愿意做更坏的揣测，宁愿相信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农村人为什么在城里人眼里会显得可笑？想来想去觉得这样一个答案可能最接近现实：那就是城里人更加“现代性”，也就是说更加理性化、功利化，更敢于不受任何束缚地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农村人则更加“前现代”一些，他们更愿意遵守一些古老的道德教条，这些道德教条在城市的环境里显得是如此不合时宜、违反常识和逻辑，以至于你想不发笑都不可能。
不过我担心我们很可能是在嘲笑我们文化传统中最珍贵的一部分遗产，因为道德缺失的惨痛后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已经入骨三分地感受到了：没有安全的食物、无法相信任何人、绵密的铁栅栏和林立的保安……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自然反应。农民身上那种淳朴的道德，本来是可以成为医治“现代性”的一剂良药的，但由于农民的弱势，这些珍贵的品格反而成了让城里人茶余饭后解颐的一种噱头－－真不知这是农村人的不幸还是城里人的不幸？
实际上，农村人也希望能够提升，但春晚的舞台上，这种希望也成了一种笑料：崔永元、宋丹丹和和赵本山合演的小品《说事儿》，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说实话的问题，实际上却对企图写书的农村老太太“白云”进行了无情的嘲笑。是啊，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要写书，这太可笑了，写出来的下场也无非是送进厕所当手纸－－于是，所有的人都乐不可支，哈哈大笑。
可见，我们也都是些不相信自己的经验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的人，我们不可笑吗？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笑下去，谁来拯救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