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5年离开中国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在美国的这20年里，我当过穷学生；有过长达一年半在病榻前伺候患癌症亲人的痛苦经历；也有过失去亲人的哀伤和孑然一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尝到过来自周围中国朋友的各种关爱和美国医院的人道服务，以及找到新生活的快乐和新家庭的温暖；体会过在42岁的高龄第一次当上两个如天使般美丽的双胞胎女儿母亲的无穷欢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亲身经历了在异国创业的艰辛与小获成功后的喜悦。也体会到了，即使是在已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今天，依然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情愫。所有这些，我在闲来无事的时候把它们记录了下来，本来只是想留着自己看看的。最近拿出一些片断给朋友们解闷，不想还收到了一些反馈意见。
顺便提一句，我现在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城里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生活既平静又充满了快乐。我和我现在的先生，我双胞胎女儿他爸在这个小城里经营着一家仪器公司。专门设计，生产，销售电化学仪器。我们公司设计生产的各种高科技产品销往全世界4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台湾，北京，日本，南韩，印度，德国，法国，以色列以及马来西亚设有销售处（或代理），在天津和韩国有分公司和亚洲地区售后服务中心。
下面是我来美国以后早期生活的一些片断。我不是作家，我的学历是物理硕士，目前干的是管理工作。我只是凭着我的朴素的感情，真实的记录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看过我写的这些发生在我生活中的故事，我也很愿意和朋友们分享我这些不太寻常的经历。下面这段是我1986年到1989年的一段往事。
●32岁的我打算要出国
85年的时候，我从中国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毕业。得到硕士学位以后就留在系里教大学生的中级实验。对我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我真正的心思并不在这里。因为，随着4年大学，又3年的研究生念过来，硕士毕业生的工作生活待遇在一路下降。头几年研究生少，工作安排得象模象样，大部分在搞研究，住房也安排得好。可是随着“僧”越来越多，“粥”显得越来越少。我毕业后虽然算是幸运的留在学校，但被放在基础实验室给大学生带实验。哪一天可以回到专业教研室搞科研？没人能告诉我。我到学校去问分配房子的事，答曰，目前（85年）安排到83年毕业硕士生。以后的进程会更缓慢。看起来留校依然是前途未卜。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出国！
决心下定以后，我就偷偷的到刚刚在北京设立的TOEFL考点报了名。然后关起房门废寝忘食的恶补了几个礼拜英语，参加了TOEFL考试。也许是我平时的英语基础还可以，TOEFL成绩在当时还算过得去。
85年岁末，11月初，中国的北方天气已经转凉。我每天傍晚到教工食堂去打饭。这天下楼时看到信箱里有一个大信封，黄色的像是国外来信。借着傍晚的微光，我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是从美国一所大学寄来的信，信上说将为我提供经济资助，入学时间是春季。真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出乎我意料的快。也许是由于当时自己联系学校的人里有托福成绩的不多的缘故。可不知为什么，这封十月初发出的信，走了一个月才到我手中。掐指一算，离入学报导时间已经很近了。我立即与我在美国的亲戚通了电话，请他与这所大学联络，表示接受他们的offer，并请他们尽快将I-AP66表寄来。
几天以后收到快速专递送来的I-AP66表。拿着学校的信和I-AP66表我先找到物理系主任。这位先生是刚从美国回去的访问学者，对来美国上学的手续也略知一二。我告诉他，我想去美国读书。他说你要考托福，我说我考过了。他说那你要联系学校，我说我联系了。他又说，要有学校录取才行。有了。那也不够，要有资助才可以拿到签证。有资助了。那要有IAP66表才行。我从书包里拿出刚刚收到的IAP66表。他很惊讶说，你是什么时候干的这些事情？
当时，系里学校都很支持我出国，算是一路绿灯，终于在我刚过完我的32岁生日，1985年结束之前，办好了一切手续，带着沉颠颠的两大箱子书于86年1月1日踏上了来美国的飞机。前途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未知数。但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勇敢的走下去吧。我想。
●我到了美国
拿到资助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是许多想来美国的中国学生梦寐以求的事。可是，拿到的所谓资助实际上是一份工作。具体到我，是要给美国的低年级大学生上实验课。到达目的地的第三天，当我还在时差和homesick双重夹攻当中时，我懵懵懂懂的走上了讲台。放眼望去，下面坐了大约20多个美国学生，几乎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没有黑人，有几个像是亚洲人，但可以看出不是中国人。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硬着头皮上的滋味。我把头两天写好的纸掏出来，照本宣科。也管不了下边的人听懂听不懂了（好象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现在想起来真是“混饭吃的”。
修课是另外一关。我因为是春季入学的，能修的课程都是Section 2。班里别的同学秋季已经学了一半，春季接茬学。我是硬插进去。加之上课时教授讲的只能听懂一部分，还得猛记教授的板书（不然就擦了），以便课下再一点点消化。记得那时的周末全用来应付作业了。好在我来美之前准备了两大箱子参考书，其中还真有我们用的课本的中译本，有些甚至还附有习题答案。开始时这些书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到期末总算得了B+和A-，还算凑合。美国北方的冬天令我非常想家。天天下雪，公寓里暖气不足，天天夜里想家。有时会坐起来哭一阵再睡觉。当时意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竟如此的脆弱。也许是因为我活了32年，来美国是我第一次离开天津出远门。
除了做TA（助教），我还得做一部分RA（助研）才够支持我读书的工作份额。幸运的是，我的老板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头。也许从某些人看来他不够严厉，以至于拿学位的时间会延长。但这样一个好老头在我后来的最困难的两年中真救了我一命。这是后话。
我的老板，是一个犹太人。老头对我很好，也算减轻了我的一些精神压力。当时他算是系里的资深教授，在工业界有相当的关系，能为学校搞到钱。从第二学期他就给我全额的RA，也就是说我不用再当TA了。慈祥的老头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老板，倒更像是个长辈。工作上他没给我太大的压力。平常日子时不时会邀请实验室里的中国人去他家作客，或带我们出去玩。后来我因为结婚离开了学校，中途放弃了学位，他一点没有难为我，倒让我觉得有些辜负了他。后来，在我来德州一年以后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当时心里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对于他在我困难时期对我的帮助和宽容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丈夫来“陪读”了
第一学期考完试，美国北方的春天（五月）才来。到处开满了郁金香花，密执安湖边春意盎然。蓝蓝的天空逐渐的淡化了我的homesick。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于是我想起应该把还在国内的先生办到美国来了。
86年10月初，先生来了，是作为“陪读”身份来的。
我的第一任丈夫是我在文革当中，在我所工作的工程队里认识的。当时我们都是没有文化的工人阶级。后来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而他考文科没有考上。所以他没有大学学历，英文又不行，来美国以后只能打工。先是送了一阵子晨报，后又到餐馆打厨房工。别小看送报，也是很辛苦的。
我们所在的城市在美国北方，地处美国五大湖最大的密执安湖边。湖北边是加拿大。这里的冬天很长，我记得最早一次下雪是十月中旬，最晚一次是五月，把郁金香花都冻死了。送晨报要天不亮就出门，挨门挨户的去送报，下雪天也如此，还要注意不能把报纸弄湿。如果订户向报纸公司抱怨，超过两次，这周的报酬就要减少。到了感恩节和圣诞节，一份报纸有上百页，每次只能背一部分，送报时间会大大延长。但既然是晨报，必须早晨送到，迟了订户也会抱怨，所以就要更早出门。先生干得十分认真，也很珍惜这份工作。许多订户都很喜欢他，特别是那些老太太。时常会在信箱里留下小费或点心给他。他虽然干得很投入，但我知道他心情并不好。
辛苦只是看得见的方面。他主要的问题是心理不平衡。来美国“陪读”的大部分是女生，男的很少。况且他的英语不行，与外界打交道都是我出面。比起他在国内的“副处级”职称，他总感觉在美国没有他的位置。刚来时时常闹着要回去，弄得我也挺为难。后来他逐渐习惯了一些，也结交了一些朋友，情绪也稍微稳定了一些。现在回头想想，人们总以为家里阴盛阳衰只有男的日子不好过，岂不知女的也难做。不象女生陪读，附属于男方一般都能做到心安理得，外人也认为理所当然。可是，男的陪读就不同了。而作为老婆，不仅要在外面应付上学，当TA等种种压力，回家来看到情绪不佳的老公，还要细心担待，不能随便说话刺激了对方的自尊心。根据我的经历与对其他家庭的观察，在美国无法维持下去的阴盛阳衰的中国人家庭，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在女方，而是男方的。男人的“自尊”；由于英语，学历的差距而对进入美国社会的胆怯和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明明是胆怯又舍不得放下“自尊”；总之，这种矛盾由于文化，语言环境的改变，比在国内更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暂时谈到这里。继续言归正传。
送报的工作总是不能挣多少钱。后来邻居介绍他去餐馆打厨房工。工作时间长，每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多，一刻不停的干，活又累。他从小身体弱，这份累可着实够受的。从每天他下工回家时的疲惫样子可以看出来，虽然他从来没直接抱怨过。
●丈夫在异国得了绝症
到88年春天，先生时常感到头疼，还呕吐。有几次在餐馆打着打着工就坚持不住了。我开始觉得不对。带他去医院查了几次也查不出毛病来。直到88年6月初，在我的要求下医生给他作了头部CT。马上发现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大夫立即通知我收他住院，准备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我当时真是害怕极了。记得那天从医院走回家，是傍晚，天灰朦朦的，我感到异常的孤独与无助。回到家里，刚好我哥哥从纽约来电话。我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们。刚好那时我姨妈在纽约，本也打算6月4日来看我们。和他们通了电话后我觉得稍微好过了一点，至少姨妈来也可以给我壮壮胆。手术之前，姨妈和我哥哥一起从纽约飞过来，我总算有了家人陪伴。6月6日大夫给先生施行了开颅手术。做手术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颅外科专家，据说曾经参加过韩战。医生说，手术切出肿瘤要化验后才知道是否恶性。但从大夫与我谈话的口气和神态，我预感到凶多吉少。
化验的结果出来后，果然是恶性程度极高的胶质瘤。
●黑暗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以后的一年半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这期间，由于许多好人的帮助，我总算挺过来了。他们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还有美国医院里那些温和可亲的医生护士们，医院里的志愿者们，社会工作者们……没有他们每天给予我们点点滴滴的帮助和爱护，我不能想象我是否能够度过那段炼狱般的漫长岁月。
这些人我是永远深怀感恩不会忘记的。
而在那段时日子里，也让我认清了一些自私的人的真面目。她就是我先生生前最喜欢的，比他大许多，从小把他拉扯大的他的亲大姐。我很是惊讶的发现在，在关键的利害冲突面前，有时人性会表现出平时难以想象的丑恶。
●癌症复发，令我绝望
88年7月份，手术做完一个月以后开始放疗和化疗。脑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很可怕的癌症。肿瘤的恶性程度分四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也越高。所谓的恶性程度就是癌细胞分裂增殖速度。据大夫讲，我先生得的是三级，四级之间，恶性程度极高。这种肿瘤只长在脑子里，所以到不用担心转移到其它部位。但是，这种瘤子迄今没有有效的化疗药物，对放疗的反映又不好。癌细胞增长得很快，难以控制。到8月初，放疗化疗还没完全结束，就发现癌细胞又开始快速的增长了。令我至今不解的是得了癌症以后先生本人的表现。按美国的习惯，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隐瞒他。但当他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后，表现得异常冷静和乐观。我甚至感觉他好象并不清楚这个病的严重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自始至终他从未因为这个病，这个病的复发，化疗放疗的失败而伤心落泪过。
8月10日大夫通知我癌复发了，而且增长速度极快。这时再次手术和放疗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夫建议试试另一种化疗药物。大夫留的医嘱我看了，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这种病的无奈。特别指出目前医学界尚无对这种癌细胞的有效化疗药物。他对所建议再试试的化疗药物也是不抱什么希望。
记得那天医生和我谈话以后，我真的感到很绝望，一路哭着回了家。以后的化疗确实如大夫所预料的对病情并无什么帮助。可是，当我收到保险公司寄来的已付清了的账单时才知道，一次化疗保险公司要付给医院2万美金。之后，这种化疗又进行了一次，仍然无效。到了9月初，医生认为能试的都试了，癌的尺寸在两周内加倍，大约还有3周就会压迫到呼吸神经。大夫和护士找我讨论是否用呼吸机维持的问题。并且告诉我，按医院的规定，没有进一步的治疗就要转到临终关怀院。
●美国的临终关怀院
临终关怀院里住的都是癌症晚期病人。条件比病房要好。护士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他们的工作对象不仅是病人，也连同病人家属。所以每个护士负责的病人人数相对病房里要少。而且，在那里感觉不到病房里的紧张气氛。环境与其说是医院，倒更象个大家庭。很大的厨房，有餐桌，大冰箱可以放吃食。冰箱里总有些象冰激凌一类的吃食可以随便吃。厨房餐桌上还时常有过去的病人家属送来的吃食。比如，秋天收苹果的季节，桌上常有一筐筐的苹果给大家吃。单间病房每间都很大，里面有长短沙发。
护士看到我在看书就给我搬来了桌子和椅子。如果我晚上想陪伴，他们就为我铺上床，而且护士还一再告诉我，晚上有他们，我不用起来。这些护士都非常好，不论是出于他们的天性还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总之你（病人及家属）会在最痛苦，悲伤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感到温暖，感到安慰，减轻孤独感，觉得有了可以信赖的依靠。虽然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关心与同情让你感到是那么的自然和亲切。他们照顾病人非常耐心，还经常想些办法为病人解决困难。对于行动不便的病人定期在病床上为他们洗头发。每天在床上用热水，肥皂擦洗身上。一个小小的举动给我很深的印象。每天擦洗之后要给病人擦上护肤霜。护肤霜是瓶装的，天气凉的时候，护士第一件事就是把护肤霜的瓶子泡在热水里。等擦洗完毕，护肤霜也温热了，擦在病人身上就不会太凉。
在临终关怀院里工作的不仅有护士，还有另外两种人：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是一些退休的老人，有些本身可能就是病人。但他们仍旧要帮助别人。他们志愿在临终关怀院给病人读书报，喂他们吃饭，帮护士跑个腿或打个下手。据说这些退休老人还是经过申请，经院方挑选之后才可以穿上自己花钱买的院方统一的志愿者制服（这家医院是粉红色制服）才能在医院无偿的为病人服务。这些老人大都开朗热情，喜欢和人聊天，积极去的发现病人或家属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忙的。患病初期先生在化疗期间没住院，每天医院派车来接送他。有时是一位老年志愿者，开车的时候他自己的鼻子上还在吸氧气。问他为什么不在家休息，他说，我还能为别人做点事，说明我还是个有用的人。
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不同。他们是职业性的。都是些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大学里有专门这个专业。本来我以为这些人可有可无，我不会和他们打交道的。可没想到，在先生住进临终关怀院后，社会工作者也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这是后话。
●中药，又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就在转院的头一天，我接到外州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冯大夫信箱里介绍北京宣武医院有一种中药，是治胶质瘤的。我放下电话立即与国内联系。大约3天后，就收到北京亲戚用快速专递寄来的一包中药。当时先生已经由住院部转到隔条马路的临终关怀院。临终关怀院的起点宗旨是：除了为病人止痛减少痛苦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检查与治疗。我拿到中药后和护士谈及把中药给他服用的事。护士表示不懂，但如果我自己喂他吃，院方亦不干涉。于是我就每天三次，把中药粉和着冰激凌喂给他吃。这是88年9月中旬的事。当时，先生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开始的几次中药非常难喂进去。但吃了几周后，他渐渐的清醒了也能讲话了。我当时白天要去上学，所以中午就由姨妈去医院给他喂中药。而我早晨天不亮就出门去医院，喂了中药后把他料理停当便赶去上学。晚上放学去医院，一直陪他到睡觉再回家。当时如果不是有姨妈在帮我，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坚持下来。
吃了中药后他的情况趋于稳定，甚至有好转的迹象。前面说过，临终关怀院住的都是癌症晚期的病人。一般住个个把月就不行了。当初住进来时，医生的预言是他顶多还能活3个星期。可是服用中药后先生的情况显然出乎了医生的预言，这当然是好事。但派生出来的问题是他不再适合在临终关怀院住下去了。据我所知临终关怀院住一天是400美金。象病情稳定的病人应该去住疗养院。但按照医疗保险公司的规定，疗养院不属于医疗的范畴，所以他们不负担疗养院的费用。对美国人来讲，对于低收入的人社会福利会负担一天70美元的疗养院。我们不是美国人，没有这种福利。这时，医院里的社会工作者就出来帮助我了。他让我不用着急，安心照顾病人，其余的事情由他来替我交涉。他知道按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是无法负担一天70美元的疗养院的，而医疗保险公司又不可能把钱付给疗养院。所以，他就从这开始和保险公司交涉。交涉的过程我不清楚。反正有一天他告诉我交涉的结果是先生可以在临终关怀院继续住下去，保险公司同意按疗养院的70美元一天付给医院。而且，他在临终关怀院可有得到和过去一样的照料，唯一不同的是，病人如果需要药物，由我从药房取来，当然药费还是保险公司出，然后交给护士就行了。我估计从医院的角度，住院病人名单中不再包括他，这样手续上就说得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他双目失明，半边身子完全瘫痪，需要24小时的护理。我如果接他回家是不可能应付得了的。
●圣玛丽医院
这家名字叫圣玛丽的医院是天主教办的。办院的宗旨真的是很仁慈的。处处可以感觉到。护士们并非修女，都是职业的注册护士。她们都非常尽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遇到了这样一些好人，真正是上帝在帮助我。正如众所周知的Footprints所表述的：上帝抱着我走过了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沙滩上的脚印
一天晚上，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和上帝在沙滩上散步。天空中闪过他生活的各个场景。每个场景，他看到了沙滩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自己的，一行是上帝的脚印。
当他生命的最后场景在他的面前闪过，他回首沙滩上的脚印。他注意到，在他生命的进程中，有多次只有一行脚印留在沙滩上。同时他还注意到，每当他的生活处于低潮，在他最困难痛苦的时候，沙滩上就只有一行脚印。
这情况使他十分不安。他问上帝：“主啊，您告诉过我一旦我决定追随您，您将永远和我在一起。但是，我看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需要您的时候您离我而去。”
上帝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我爱你，我绝不会离开你。在你遭受苦难的时候，也就是你所看到的只有一行脚印的那些时候，是我将你抱在怀里的时候。”
作者：无名氏
看了以后，我深有感触。对于先生生病的一年半时间里的情况，我很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但真正回忆起来，发现居然记住的以好人和我所得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关心与帮助为主。我想这就是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上帝并没有忘记我，而是象上文中所言，抱着我走过了那段艰苦的日子。
宣武医院的中药确实对他的情况有所改善。至今我仍坚信这种中药是有疗效的，虽然一年多之后他仍没能逃过复发与死亡的关口，但使用中药的头半年他的情况大为改观。不光可以讲话，吃饭，甚至在护士的搀扶下可以下地走动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大大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的。我一直觉得遗憾的是，为什么这种中药不能得到世界的承认。要知道，胶质瘤在西医界基本上算是不治之症，而且是要命的不治之症。如果一种中药，对不治之症有疗效，为什么不让世界知道呢？为什么中医界不能发展出一种世界能认同的理论解释这种疗效。为什么西医界不能试着去研究研究这种中药呢？西医治疗癌症基本上是三板斧，手术，放疗，化疗。而化疗，放疗都是不仅杀伤癌细胞，同时杀伤好细胞。而且由于产生癌细胞的原因不详，化疗也往往不能制止癌细胞的再生。我非医生，是外行，但如果中医能从根本上，针对各种不同的癌症研究不同的中药，在西医三板斧的同时，从根本上铲除癌细胞再生的可能性，对于治愈癌症是否会有帮助呢？这是需要专业人士研究的课题。我这个外行就不多评论了。
●可以出院了
就这样坚持吃中药4个月。到89年一月，在临终关怀院住了4个月时，我向医生提出再给他做一次CT。这件事也经过了一番波折。因为CT算检查治疗，与当初医生的结论（不治）矛盾。而且，做了CT一旦账单到了保险公司，势必会让保险公司感到病人的情况与医生所言不符，因为吃中药这件事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我当时并不懂这些，也对美国的观念做法不甚了解，所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医生同意给他做一次CT。CT的结果当然与88年9月医生的结论相驳。与9月初的CT比较，瘤子不但没有增大，反而有所减小，而且本来由于瘤子增大被挤压得偏离的脑骨中缝又往回移动了些。这些结果给我很大的鼓舞，进一步相信中药是有疗效的。我开始想是否可以再做一次开颅手术，加上中药，说不定可以根治。我找了医生，联系了外科手术医生，但手术医生的意见手术不会有什么帮助，且先生当时身体状况很差，不宜手术。由于外科医生的意见，手术的事只好搁置。这时先生已经清醒，除了双目失明无改善，行动方面已开始有所改善。这时，医院提出给他进行物理治疗，以便帮助他出院后可以部分自理。我也觉得可以试试准备出院了。物理治疗就是教他走路，教他如何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如何安全的坐入床边上的轮椅里，或床旁边的马桶上。这样练了一个月，二月中旬，我记得是情人节前后他出院了。
出院前的准备很周详。社会工作者帮我，护士们也帮我。社会工作者与保险公司联系，确定了保险公司都有那些项目是付的。于是，向医疗器械家庭病房设备的租赁公司租了很多东西。比如，可以摇上下的带护栏的病床，可以放在床边的带盖子带有扶手座椅的马桶。轮椅。病房用的可升降带轮子的小桌……。此外，对于保险公司支付物品单中没有的东西，他们联系了美国癌症协会，（民间组织），为他借了可以坐在上面放在澡盆里的椅子等等。
由于考虑到我白天要上学，他会一个人在家，社会工作者还为他搞到了一个叫life line的设施。它是一个手表面大小的小方盒子，用链子穿起来挂在病人的脖子上。如果病人一人在家时不小心摔倒或有什么事发生需要帮助，他可以按一下这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直通医院的急诊室。那里有24小时值班的护士。马上护士会问出了什么事，是否需要帮助。护士的声音是从安放在桌上的喇叭里传出。如果病人需要帮助，根据情况或者派救护车或者与病人家属联络。说“搞到”是因为这种服务是收月费的，但社会工作者告诉我，我可以免费使用是因为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捐给医院的，也就是说月费由捐助者支付。出院的前几天，护士包了一大包东西给我。里面是病人穿的睡袍，有长袖和短袖的，有毯子，和一些床垫，反正都是些寻常家庭不具备，而对病人又很有用的东西。
经过一番准备后，终于出院了。从9月中旬到转年的2月中旬，在临终关怀院住了五个月，这在医院也是史无前例的了。出院后的头两个月，每天保险公司派一个护理士来给他擦洗，活动肢体。每周有个注册护士来给他检查身体，量体重等等。第一次护士来时，告诉我可以为先生在国会图书馆借一些专门为盲人设计的录音带。我一开始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后经她解释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值得记下来，因为它从很小的事情上反映出美国对残疾人的照顾。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护士开具了证明，证明先生是盲人，然后寄给地处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几天后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样子很特殊的录音机。所有的键都很大，上有盲文。还有一本目录。上面有分类的书目，包括杂志。盲人可以选择喜欢的书，然后把号码填入表格寄回。几天后就收到一大堆绿色的塑料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是一盘磁带。这种塑料盒子也是特制的。录音带听完后，只要把插在盒子外面的那张有盲人地址的纸片翻个面插进去（背面已经印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塑料盒子丢进邮筒就行了，也不用贴邮票。我们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发现读书的速度是可以调的。调到很慢也不会有语调的畸变，我想这些录音带也是为盲人特制的。所有这些都是不要钱的。在这种时候，特别能感到作为美国报税人能够享受的待遇，因为这些都是由税收支持的。
系里有位教授的太太是个热心人。她介绍我认识了教堂里的人。他们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带来了教友们捐的到附近超市买食品的食品券；还花每小时7美金让我找个中国人每天在我去上学的时候来我家陪伴先生2个小时（捐款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全时间雇人来陪伴）。这一切一切在当时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的帮助。
●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到了四月份，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住的公寓只有3层楼，没电梯。先生很想下楼晒太阳，可是由于他吃的一种降颅压的药物是属于激素类，长期服用人变得很胖，足有200磅，我根本弄不动他。我在学校提起此事，没想到，立即有两位同学自告奋勇说我们3个人可以把他背下楼。结果，男生背着先生，我和另一各女生在两边扶着，一步三摇的下了三层楼。最后的几级台阶我看那个男生的腿都打晃了。先生坐在轮椅里，阳光照着他，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种幸福满足的表情。我真的由衷的感谢这些好朋友。因为我知道，先生的病情随时可能复发，恶化，他还能晒多少人间的阳光呢？只有天知道。
为了他能多晒太阳，我们搬到了一个有电梯的公寓。每天坐轮椅下楼，我推他去商店，去参加同学们在公园里，湖边上的野餐，参加各种Party。因为，先生生性是个爱交际的人，他喜欢这些活动。大家也很照顾他，有时为了他能参加活动，大家都会将就他的方便。我感到，在国外的中国人，大多会体谅到在异国他乡得了绝症的痛苦，愿意为其减少痛苦贡献一份力量。这些朋友的关心与帮助，对我们两人来说，真正是冬天里温暖的阳光，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日子。这些细节我将另文记述。
●最后的日子
89年11月1日是我的36岁生日。本来计划要在同学家开Party。可是，先生感觉不大舒服。所以，同学们就到我家来开Party。他们带来很多吃的东西。还有个大生日蛋糕。Party进行当中，先生说头疼，就进去休息了。好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情况开始逐渐变坏。到了11月26日开始发烧。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让我叫救护车送他住院。医生说发烧往往是癌症复发后，全身性反映的表现。
89年11月27日住进医院，到12月17日我的第一任丈夫去世了。那年他才38岁。
●拉掉了什么了吗？
写到这里，似乎这段经历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可是回过头去看看，好象还拉了点什么。这可能是出于我这个人的本性，总喜欢记录下来一些正面的光明的东西，而对那些引起不愉快回忆的事和人，下意识的采取回避态度。
但这回我要把事情的全部记录下来。
在以上这段经历当中，我感到大部分的痛苦都不是人为的，相反的我周围的人们都在尽力的帮助我们减轻痛苦。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不在我控制之内的因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个则是出乎我意料的－先生的亲大姐。
实际上以上两个因素是围绕着同一件事。先生出院后，我姨妈也回了纽约。白天他一个人在家。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很害怕，试想想：寂静无人的公寓里，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半身不遂，想起来又动摊不了。长时间的孤独，寂寞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就想找个人来陪伴他。在美国的亲人都在上学，没有合适的人。最后想到我在国内的一个表弟。问了他之后，他表示可以来。我就着手给他办。可是他的签证屡屡被拒，说是移民倾向严重。我找学校里的外国学生办公室的人帮忙。他们到很同情我，建议可以找当地的国会议员帮忙。外办的人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恳切的信给国会议员。议员回信也很诚恳，表示尽力帮忙，但也说，议员一般只对国内事务有些影响力，这属于涉外事务，也许不大容易起作用。不过，议员还是帮了忙。他与国务院联系后，国务院为此事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李洁明发了cable（电报？）。我以为这回事情会有转机。但过了些日子，外办通知我去，给我看了李大使的回电。仍咬定我表弟有移民倾向，不能签证。我当时觉得很失望。同时，也是自先生生病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有“人”在和我过不去。所以，除了失望，心里更多的是愤怒。
●狠心的姐姐
愤怒归愤怒，家里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想，根据拒签理由是我表弟年轻，没孩子，又有高学历（硕士）。这就使我想到先生的大姐。她学历低，年纪近50，又有孩子，签成的几率较高。我想她反正也要退休了，来帮我，我会付她钱。虽然我个穷学生挣得不多，但我省着点，付她远超过她国内退休金的钱还是可以的。退一步想，哪怕她来帮我几个月，让我好歹喘口气也好。因为自先生生病将近一年，我精神体力都超支得厉害，快要支持不住了。先生也认为他大姐来是最合适，而且也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但当我写信告诉她后，她的回信出乎我们的意料。她咬死了说不能来。理由一大堆，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这时我仍存一线希望，以为她对我这里的情况不清楚，所以就打电话给她。谁知道她在电话里的态度更坚决，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好说歹说的哀求她也无济于事。我甚至保证她只来几个月，给我个喘息的时间。那也不行。我感到异常的失望与愤怒。不仅为我自己，更为她的弟弟。这就是他口口声声称赞的大姐。我想如果是我的亲人这样对待我，我会伤心死的。试想，一个人的亲弟弟在异国他乡得了绝症，现在有人可以出机票，而且肯花钱雇你，让你去看看你的弟弟，我相信只要是还有一点人味的姐姐都会毫不犹豫的答应的，哪怕去看一眼也是好的呀。她坚决的态度真让我怀疑这生病的是不是她的亲弟弟。
就这样我试图找人帮忙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
●虽然绝望，但不能放弃
夏天过完了，病人的情况开始变坏。有时脑子还会胡涂。又因为失明，白天又一个人在家躺着，他可能分不清白天黑夜。有时，我好不容易忙完了，刚躺下要睡觉，他就开始用手敲床板，敲得我没法睡觉。可是他是个病人，我又能拿他怎样呢。有几次我架着他练走路，他又重，半边身子又动不了，一个不小心我们两人都摔到地板上。我根本就没法把他架回床上去。我试了又试，使尽了平生力气仍旧不行。当时的情况真是让我绝望难过。再加上想起他大姐的无情无义，于是我自己坐在地板上（他就躺在地板上）痛哭失声。我用尽最大的声音使劲哭！把一切伤心愤怒都通过哭声发泄出来。每次都要哭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停住。然后擦干眼泪，打电话叫同学来帮我把先生搬到床上去。有时找不到同学，我就打911把警察找来。膀大腰圆的警察（通常是两个人）就把他搬到床上。打911叫警察很方便，一般只要几分钟警察就敲门了。我开始挺奇怪，为什么这么快，好象他们就在门口似的。后来才发现，当我打911时，接电话的警察会通过地址的位置，马上找到离这里最近的正在巡逻的值班警察，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快的出现。这也是作为美国纳税人应享受的。因为，国家警察也是税收支持的。当他们帮助你了之后，你谢谢他们，他们会说不用谢，这是他们的工作。
有几次我从学校回家，他把屎弄得满头满脸满床都是。我一边哭一边给他换床单，换被子。再把他架到澡盆里把他洗干净。然后再把换下来的东西先在澡盆里冲干净，再拿到楼下的公共洗衣机上洗干净。等我全弄完，也夜里10点多了。我还要喂他吃饭。而等到我自己吃饭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这样数次下来，我感到要想个办法了。于是我想，既然没人能来美国帮我，那就只能送他回国。在中国我可以花钱雇个人伺候他。加上国内那边他的家人多，每个人搭把手应该比我一个人好些。加上我表弟一家都表示愿意帮我照顾他。况且，在美国也没有什么治疗了，回国更方便吃中药。
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一提议又遭到了他大姐的强烈反对。在电话里她说，“他（指她的亲弟弟）没家没业的，回来谁管他呀。”甚至说“他这样拖个10年20年的可怎么办？”好象担心他拖太久不死似的。我心想：10年20年，他还有可能拖那么久吗？
这时，我想起了他还有个另外一个姐姐。于是和她联络。她倒是一下就答应了来接她弟弟回去。于是给她办好一切手续，她也很顺利的拿到了签证。而就在她二姐准备来的过程中，他大姐居然不断的给她打各种“预防针”。一是让她坚决不在美国多呆。最多只待15天。再就是病人接回去之后，坚决不能进她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家门。我知道这个时候在她们的眼力，生病的弟弟与其说是自家的亲人，不如说是一个背上就甩不掉的包袱。多么冷酷的姐姐们啊。
至此，我对他的亲人们是彻底的失望了。我真替他这个挣扎在死亡在线的病人难过。
●计划回国，却未能成行
就在他二姐到达纽约的当天，先生发烧住院了（11月27日）。以后的数日，他情况急转直下，回中国已成为不可能了。就在他生命垂危的那几天，医生护士都和我说他随时可能去，而他的二姐还在念念不忘地计算她回国的日子。我真不明白这一家人的亲情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实在忍不住告诉她，你如果不愿意出席你唯一一个弟弟的葬礼，你马上可以走。我的朋友和同学会帮我。况且，你又不懂英语，什么忙也帮不上。你走不走我无所谓。只要你觉得对得起你的弟弟就行。总算这个二姐比那个大姐还有点人味，留下来直到葬礼之后才走的。
12月16日，他已经昏迷。临终关怀院的护士对我说，根据他们的经验，“He is dying。”16日我晚上没睡，17日傍晚，同学夫妇来医院接我回家吃饭，让我稍事休息以后，17日夜里可能还要守夜。我回到家，勉强吃了一点东西，想躺下休息一会就去医院。我躺在床上虽然很累，却难以入睡。我想到护士的话，想到这个从74年就一直在我身边的人可能就要走了，想到他的亲人对他的无情无义。我哭了一阵子之后，想到他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不会放心不下我，因为他知道，在美国都是我主外，是我照顾他。但我想他会不放心他的母亲。我当时想，你放心走吧，你的老母亲我会一直给她寄钱的。如果说世界上有心灵感应的话我相信。我刚刚想到这里，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拿起电话，是护士。她告诉我先生的情况很不好，让我快点去医院。几分钟后同学来接我，我们一路沉默。几分钟后到了医院。我一进临终关怀院，一位志愿者迎着我走过来，告诉我大约十几分钟以前他去世了。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令我惊讶的是，是不是我心里默默的告诉他我会在经济上替他照顾他妈妈后，他才放心的走了呢？
●永远翻过去了的一页
之后的几年我每年给他的母亲寄钱。每次他大姐都来封信。信里总是老一套，除了感谢我就是让我“原谅”她。我整整十年没给他回一个字。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想得到我的原谅。难道她自己原谅她自己了吗？她这辈子又如何能得到她唯一的一个亲弟弟的原谅呢？我认为，这当中我的“原谅”是最无关紧要的了。说到感谢就更不沾边了。我替先生瞻养母亲与她们毫无关系。我是在履行先生临终时我对他的承诺。
今天，他们的妈妈也已作古，想他们母子也见面了。我完成了对他的承诺。而且我自认为在他生病的18个月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的生命。我无愧于天。
写于美国德州 （曹长青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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