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黄合作始于1905年组建同盟会，而其合作的基础之一，就是自由平等思想。孙黄的人生经历尽管各异，但有一点却非常相似，他们都是经过西学的洗礼而确立革命思想的。孙中山虽然“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受过传统文化的薰陶，但从十三岁起到二十六岁，却主要置身于夏威夷、香港等资本主义社会，接受着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从而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强烈反差，痛感祖国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难，于是乎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愿望。他提出必须“步武泰西，参行西法”，把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孙中山早年的自由观承认“人人有天赋之权”（《在广东旅桂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强调自由“专为人民说法”，“全为人民全体而讲”（《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这显然带有十七世纪英国霍布斯、洛克等人自由观的烙印。霍布斯、洛克都强调天赋人权，在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国家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本源，社会、国家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
黄兴从小受到封建教育，读经书，习八股，应县试，沿着传统“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前进。1898 年正当戊戌变法运动趋向高潮之际，24岁的黄兴进入张之洞创办的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两湖书院，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学说，“对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脑蒂中矣”（《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1900年，黄兴曾参与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活动，并赋诗抒发崇尚志士和憧憬自由的情怀：“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1902年黄兴东渡扶桑，留学东京弘文学院。他的挚友龙绂瑞说：“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推翻“专制政体”，“创建共和”，使中国“立于世界竞争之场”（《黄克强先生癸卯华兴公司革命避难西园事略》）。
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殊途同归，携手创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说：“民党以主义、政见为团结，官僚派以金钱饭碗为团结。”孙黄团结自然也离不开“主义”和“政见”。这可以从孙黄共同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得到说明，如其中宣称：“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可见，三民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和资产阶级民主决策、相互制约机制等，是孙黄合作的“主义”和“政见”，也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基础和目标。孙中山作为总理，是由会员投票公举的，任期和权限也均有限制。
二 孙黄从团结奋斗到分道扬镳，导源于1914年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后，孙黄流亡日本。孙中山“夙夜以国事为念，每睹大局之颠危，生民之涂炭，辄用怛恻，不能自已”，于是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图革命，蕲以牺牲之精神，尽救国之天职”。他“鉴于前车，惩于覆辙，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致黄景南等函》），因而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的要件”（《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入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中华革命党总章》），“甘愿服从”孙中山一人（《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据亲历者居正回忆，孙中山以坚定的态度、强硬的语气对“革命同志” 说：
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兴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剖析。
在孙中山看来，辛亥、癸丑两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当时之党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辛亥、癸丑两次革命失败，虽然与同盟会、国民党的组织涣散、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有着密切关系，但主要原因却在于敌强我弱和革命党战略失误。党员不“服从党魁”固然不利于“统一号令”,但强制党员“服从党魁”就能够“统一号令”么？何况作为党魁的孙中山，在某些历史转折关头，也并非总是站在正确方面。比如，1912年同盟会停止武装斗争、将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的这种“巨大的政治错误”（《复苏联外交委员齐契林书》），最后决策者正是“党魁”孙中山。他对袁氏及其政府“深信不疑”，甚至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在孙中山看来，同盟会、国民党之所以不能“统一号令，服从党魁”，是因为“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历史喜欢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说”的倡导者，如今却一变而为党员“自由平等”权利的剥夺者。早在1912年孙中山的自由观就发生了微妙变化，强调“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官吏、军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军人的天职是“牺牲个人之自由，个人之平等”，以为“四万万同胞谋自由平等，使四万万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及至1914年，孙中山把剥夺自由平等权利的对象，又从官吏、军人扩大到党员。党员既“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诚然，遵守国法、军纪、党纪，为全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无疑是官吏、军人、党员的天职，但绝不应以此为藉口，剥夺他们在国法、军纪、党纪允许的范围内所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官吏、军人和党员倘若丧失这些自由平等权利，就必将沦为任人指使的驯服工具，泯灭个性和首创精神，还怎么能够为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呢！
在孙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革命之导师”、“共和”和“民主”的象征，党员若想“再举革命”，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他，“如众星之拱北辰”，“如江汉之宗东海”（《陈其美致黄兴书》），按照他的指挥棒跳舞。孙中山既把自己神圣化，错估了自己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又低估了党员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性，企图把个人权威建立在强制党员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之上。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杰出的领袖人物，但领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党员群众，而以贵族态度对待他们，就必将一事无成。
对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黄兴等一批革命元勋进行了坚决抵制。
黄兴认为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时宜的，“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致黄兴书》）黄兴在写给孙中山和刘承烈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复孙中山书》）
惟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诚如来示所谓“人生以精神贯注而立，大事一线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复刘承烈书》）
黄兴断言二次革命“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国民党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光大“素来所抱之主义”，依靠本党骨干，团结“异党之有爱国心者”，“计画久远，分道进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黄兴还表示，“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坚持“平等自由主义”，反对袁世凯式的专制独裁。
黄兴信奉卢梭的《民约论》，赞赏其关于权威和自由民主的关系的论述。卢梭认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真正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立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民主。民主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黄兴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而孙中山却抛弃了民主原则，企图在剥夺党员自由平等权利、实行专制独裁的基础之上树立个人权威，结果不仅侵害了党员的平等自由权利，导致党的分裂，而且损害了个人声誉和革命事业。正如黄兴所说：由于“此不妥之章程”，使“吾党中分裂，于孙先生名誉有碍，党务亦因而不能统一，于国家前途亦有莫大关系”（《与梅培的谈话》）。
由此可见，孙黄关于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修正和坚持他们曾经共同倡导的“平等自由主义”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