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熬过三年饥荒
我生于一九五六年，呱呱坠地在东北哈尔滨，在家排行老四。老大是姐姐，还有两个双胞胎哥哥，三个妹妹，弟弟最幼。父亲曾经拥有自己的私人工厂，一九五三年 “三反五反”时，工厂被“革命”掉了，他不得已被迫到一家港务局工作。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从不看现代书，家里全是古文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榜》等。印象中这些书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我上了高中家里才敢拿出来让孩子们看。母亲贤慧善良，为我们操劳一生。母亲在十年间生养八个孩子，负担很重，但在邻居中，无论大事小情，母亲总会伸出援手。兄弟姊妹从小就长得白白净净，他们在长相上都略有相似之处，惟独我相貌较为特别，很多到过我们家的人问我父母：“这是你们家的孩子吗？”
到我四岁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全家艰难的熬过了这一段艰苦的岁月。我从小就发育不良，人又瘦又小。妹妹则罹患软骨病，一直到四岁还不能走路。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用来换粮食也不够，妈妈只好一大早上偏远的农场挖甜菜根，掺到玉米面里蒸着吃。那时候吃什么都好，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偶尔妈妈用家当换两斤面粉，够我们喝一天面疙瘩汤，那是记忆中最丰盛的一餐。因为知道面好吃，有时妈妈不在家，我们就到面袋子里抓一把面放在嘴里吃，饥饿时吃着还挺甜。当衣服上沾了面粉被邻居看到时，好心的爷爷奶奶就会拿一些馒头给我们充饥解馋。
家里人多，而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父母只好在屋里搭吊铺，让我在吊铺上独自玩耍。一直到上小学以后，我还得缩在吊铺上做功课。有一天，比我大一岁的哥哥把我从吊铺上碰落下来，摔断了骼膊。尽管没钱，父母亲还是到处拜托寻人医治，遇到一位好心的私人医生夫妇，帮我接上了骨。一个月以后，医生看我家人秉性善良，孩子又多、又可爱，夫妇俩膝下犹虚，就想收养我。尽管家里日子很苦，妈妈终究没舍得把我送人。
从我懂事起，母亲就虔诚信佛，接触过许多修道的人。他们有时从很远的地方来住几天就走，即使日子再困难，母亲也要施舍给化缘的一碗饭或是一点零食。那时母亲问修道的人：“有人想收养我的孩子，他对我们有恩惠，不给他感觉太过意不去。”修道的人说：“是你的孩子就不要给人，把孩子抚养大，将来是你的福分。”母亲似乎有点明白，从此打消把我送人的念头。
哈尔滨的冬天冰天雪地，异常寒冷。一九六一年，我们家已有六个孩子嗷嗷待哺，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实在很难熬过去。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饥饿大量冻死在松花江边，被厚厚的积雪埋葬。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挤在狭小的屋内烧煤取暖。为了节省用煤，买来的煤都先掺上黄土，晚上还要往煤里掺水，再用铲子戳几下，让火慢慢的烧，取暖时间可以延长一些。由于门窗都用纸糊上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煤气中毒。在那个年代，几乎家家有煤气中毒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样中毒死去的不计其数。我的骨伤刚刚痊愈不久，有一天，妈妈到外面挖野菜，没赶上回来的火车，直到天亮才抵家。就在那夜，我们烧煤取暖时，不小心将煤遗留到炉沿上，结果六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全部煤气中毒。我们只能躺在床上，盖着棉被，把头露在窗户外边来缓解。我们昏昏沉沉的，恶心头痛，嘴里吐着白沫，更难受的是腹中难忍的饥饿感。奶奶焦急的到外边喊人、求救，因为没钱，邻居只将两个哥哥送去医院，留下四个孩子在家中等死。母亲回来惊呆了，焦急万分。绝望中母亲烧香磕头拜佛，用水挨个冲洗我们的脸，邻居也拿来白糖水帮忙解饥急救，渐渐的我们才苏醒过来。这次煤气中毒的事情在母亲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痛，而我们苏醒过来后，浑然不觉逃过大难，依旧天真烂漫。孩子的纯真天性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苦难，只有欢乐。奶奶常说：“摊上这年代，老天可怜这些孩子吧！”母亲是知足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一大家人，能幸存下来的有多少呢？
母亲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修炼的愿望。每到初一、十五母亲都用积攒的面捏成各种各样的水果，着上各种颜色，然后放到锅里蒸熟，作为供果。初一、十五的日子，许多人都愿意到我家来烧香、拜佛。一有修道的人来家里，我们大大小小八个孩子，从吊铺和窗户上探着头，不住的望下看。偶尔让我们到屋里去听听故事，我们就高兴的排着队站在地上听。我们最盼着这样的日子，能吃一些面食供果，热热闹闹过一天。
慢慢的孩子长大了，我们家周围住的都是大型剧院和戏校的演员，每天都能听到歌声，我们姐妹们也爱唱歌，在学校里学唱的歌曲很多，“东方红，太阳升，……”
一九六四年，我们家已有兄弟姊妹八个了，母亲只能退职，全天照顾我们八个子女，父亲的工资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父亲很严厉，我们从不敢与父亲面对面的说话。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父亲就拿皮带抽打我们。不管谁的错，也不管承不承认，一律都要受罚。因为年龄小不懂事，经常被鞭打，所以我们那时都痛恨父亲，常常用眼瞪他。我的心离父亲越来越远，开始对父亲心生怨恨、憎恶不满，不愿见他的面，甚至想离家出走。等我渐渐长大，时常回想起那个辛苦的年代。慢慢的我体悟到：如果不是当年社会的严酷和生计的困难，慈爱的父亲也许不会那样苦闷，那样无情的鞭打我们吧。
六岁的时候爷爷来到我们家。爷爷是一个宽厚慈蔼的书法家，和父亲的性格完全两样，令我初时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爷爷。他有两支毛笔、一盒墨，我们整天围着爷爷转，爷爷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看风水、起名字，总是与人为善。
每天早晨爷爷给我们烤土豆片、豆饼、煮玉米粥，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却总是乐呵呵的。等我开始上学以后，透过爷爷的讲述，开始理解以前不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与转变。我知道父亲心里的压抑来自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逐渐懂事后，我时常因为以前对父亲的冷漠而后悔。爷爷的到来使家里有了生活的气息。爷爷将家里一张长方桌架到床上，很有耐心的教我们书法、背诵诗词。有时我们不小心将笔墨弄到桌子和衣服上，爷爷从不打骂，只是严厉的训责我们。我们外出时，全围着爷爷又说又笑。
街上许多熟悉我们家的人，都很关爱这一家的孩子，经常给我们一些糖果与零嘴。我们常与街坊邻居一起出去捡煤渣、拾柴草，每捡一次够我们烧好几天。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爷爷去世，无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