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善书画，精鉴别。当皇帝 时，广收古物和书画，网罗画家，扩充翰林图画院，令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赵佶真书学薛曜，自创“瘦金体”，也写狂草。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生动传神。徽宗也能诗词，有《宣和宫词》3卷。作为书画大家，其书画艺术之高明，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与乃父一样，宋高宗赵构对法书也情有独钟，孜孜以求，自称“余自晋、魏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尤存于取舍。”其造诣之高，直追乃父。着有《翰墨志》。
欣赏好的艺术作品，是高尚的人生享受。然而，我看徽宗、高宗父子作品，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家知道，宋徽宗做皇帝，在“朕即国家”的社会里，不以国家大事为务，却以书画为生，尊信道教，任用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国政，禁锢党人，排斥异己，贪污横暴，滥增捐税，搜刮民财，大搞“花石纲”，陷人民于水火之灾，置国家于危卵之地。金兵压境之时，也不作筹谋，还悠闲地当了太上皇，最后，与钦宗一道当了金人的俘虏，最终死于被囚之地五里城（今黑龙江依兰）。被囚时，徽宗才尝够了“愁苦”，其词曰：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宋徽宗在饱尝阶下囚的痛苦时，一定能想起能诗、善乐、精通书画、尤善于作词的南唐后主李煜100年前投降其祖上宋太祖赵匡胤时的亡国之痛：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降宋后，整天过的是“只以眼泪洗面”的屈辱生活，宋徽宗当有同病相怜之慨。“南朝天子多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徽宗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当初李煜投降时，赵匡胤在得意之余，却又感慨地说，李煜倘能用作词的功夫治理国家，今日又怎能沦为朕的阶下囚！可惜，赵匡胤的这番肺腑之言，并没有被其子孙所记取，以致不肖子孙也成了别人的阶下囚，这恐怕是赵匡胤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的法则是多么严酷啊！
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徽钦二宗被虏、半壁江山沦陷之后，赵构即位当了南宋皇帝。面对父兄被俘、山河破碎之际，赵构由南京（商丘）而扬州而杭州，步步南退，对金一再忍让求和，并用奸相秦桧收抗战诸将兵权，杀害岳飞，割地纳贡，向金称臣。这一切都改变不了赵构对书法技艺的痴迷，成天书写《道德经》、《禁酒碑》、《御书石经》等。后来，干脆皇帝也不做了，让位于太子，当上太上皇，写起《洛神赋》。因此，有人讥讽他“孔明两表无人读，德寿宫中写洛神”。诸葛孔明前后《出师表》中慷慨激昂收复中原的抱负、雄心，没有人理睬了，宋高宗只知道养在德寿宫中潇洒地挥写着曹子建的《洛神赋》！更直接的批评还在后面。宋高宗南渡时，也因袭往昔故事，下诏劝农。于是，有人画了《耕织图》24幅以进。对此，作为金人后裔的乾隆皇帝也不以为然：“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然在高宗南渡时，则更有要于此者：复河北迎二帝是也！尔时若君臣不卧薪尝胆，以恢复为急，即下重农之诏，成桑蚕之图，亦何有裨于实政哉！”在乾隆看来，作为皇帝要以国之安危为急务。在赵构面前，最紧急的莫过于收复北方失地，迎回被虏二帝了。至于其他，即使是劝农之事，也无补于实政。何况，像绘画书法之事，“亦不过翰墨娱情而已”。乾隆作为大清国皇帝，其臧否历史人事，并没有族群的狭隘情绪，而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慨武穆之忠”，“又恨宋高宗之信奸相，忘复仇，而坏其长城也。”同是皇帝，其政治眼界之高下，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徽宗狂草千字文，尽情描绘“杏苑春声”、“熏风鸟语”；高宗挥洒笔墨，倾情挥写“洛神”、“养生”，真乃出神入化。这两位皇帝利用国家皇权的一切资源，来扩展自己的艺术禀赋，其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然而，这种艺术的高超，其代价却高超得无以伦比，那就是山河破碎，帝身被囚，生灵涂炭，英雄被戮，国家分裂了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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