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写道，黑暗降临了东洲这个小渔村时，一群防暴警察开进了这座小镇。一共有几百名警察拿着钢盾，带着头盔，穿着防护背心。这是12月6日的夜晚，大约在一个星期多前。警察与几百名想要争回土地的村民发生了冲突。
在这个拥有1万居民的中国南方小镇，警察接到逮捕抗议领导者的命令，村民们聚齐反击。起初，一切都很正常，这只是又一起发生在中国的街头抗议。但是接下来几分钟发生的事情是这些暴力冲突中的一个可怕景象。
暴力镇压东洲村民让人想起了中共依然没有放弃使用曾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的凶残伎俩。出于害怕，大多数村民都不愿谈这次暴力镇压，但是几十位村民向记者详细讲述了警察开枪的惊肃时刻。
30岁的工厂工人陈先生当晚也与很多村民站在黑暗之中。他与他26岁的小舅子林依兑（音）当晚离开家分头去找他的母亲，希望能将母亲从危险的冲突现场找回。
几百名抗议者站在全副武装的警察200米远处，他们中的一些人拿着鱼雷管等威胁警察。到晚上7点左右，警察们两边散开，让一辆有2个大型探照灯的车驶进。天太黑，村民们无法弄清楚这辆车的目的。
当时陈先生以为是高压水枪，他在电视上经常看到警察用水枪驱散人群。
几分钟后，他听到了一声让他浑身震惊的声音，那时一个自动武器发出子弹的声音。从警车探照灯的光线中，他可以看到枪中冒出的火花。很快，人群中充满噪杂的声音。一个人打声喊道：“快跑，他们正在开枪。”
枪声依然接连不断。探照灯照到哪里，子弹就达到哪里。警察开始往前进，一个警察大声喊：“开火”。一分钟后，陈先生听到了附近摩托车上一个男子呻吟的声音。那名男子说：“我中枪了，中枪了。”
陈先生和另一个人将这名受伤的人送往1里以外的医院。到医院后，陈先生才发现受伤的人原来是他的小舅子林依兑。陈先生不敢相信。他的小舅子根本不是抗议的领导者，而是在上海跑生意的人，前不久准备回来结婚。
医生们开始急救这名受伤的人，看起来他伤得并不严重－－没有明显的受伤，他的脸上和衣服上没有血。但是当医生打开他的衣服时，他们发现他的心脏部位有一个小子弹孔。当医生们按他的胸时，大量的血从伤处往外喷。他死了。
开枪镇压的现场，很多人也死了。一名老年男村民当时站在抗议者的前面，他，也被击中了。 他的腿受伤了，不能动。过了一会，他又被打了一枪，死了。很多村民回忆说，有些人中枪后就跑了，但是警察们追着这些村民将他们逼到山上，海里，最后还是打死了他们。
整个晚上，枪声不断。一些村民回忆说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还能听到枪声。
第二天，陈先生返回医院，将他小舅子的尸体带回家。根据中国的习俗，尸体是要立即掩埋的。所以当天下午，家人就将其放入棺材之中，在他们家附近悄悄地将其埋了，当时只有家人在场。
随后的几天内，镇压现场的血迹被警察冲洗干净。然而，村民们也收集了他们自己的证据：几百个已经用过的子弹壳。
事发5天后，下令开枪的警官因处理冲突“不当”被拘留。中共官方称只有3个村民被打死，8人被打伤。村民们则坚持有很多---或许有20人-----被警察开枪打死，几十人受伤。还有几十名抗议村民失踪，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或被警察逮捕，或死了。
报导中称，东洲事件是让中共统治者们非常担心的趋势的一个典型例子。1993年，中国共发生了8700期抗议和其他“大型事件”。而去年，这个数字攀升到74，000。虽然中国的经济在增长，这本可以维护其独裁政权的稳定 ，但是抗议事件却急速增加。
如果社会动荡局面继续加剧，那么这将最终危及到中共独裁政权，触发政治海啸。在此重压下，当局要控制不安，然而抗议者们也日渐坚韧，更加剧有对抗性。中国的警察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控制抗议局面。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的Murray Scot Tanner在今年发表的一篇报告中说：“抗议形式正在改变，这是得北京政府更难控制局面。警察们发现抗议的规模在扩大，在重复发生，而且长期性的抗争也在增多。”
８年前，中国的抗议事件中只有１０个或更少的抗议者；到２００３年，每起抗议事件中平均有５０名抗议者，而牵扯几百人，几千人的抗议则增多。在广州市，每７起抗议事件中就有１起有超过１００名抗议者。
抗议规模不但越来越大，抗议的暴力程度也在增加。一项有关最近８７起农民和警察冲突的调查发现，超过１６０人在冲突中被逮捕，几百人受伤，３人被杀死。其中的十几次冲突中，当局动用了防暴警察或特殊部队镇压民众。很多抗议农民甚至被当局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大陆河北大学进行这项调查的学者于建荣（音）说：“当地政府经常启动警察部队对付失去土地，争取权利的农民。当农民抗争进入到要求统治权利的时候，那这也许变成一个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
在所有这些的背后是中共政治文化的根本转移，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有严重后果的转移。一些学者在争论这些此起彼伏的抗议事件是否有一天会引起中国社会稳定的“引爆点”。
Tanner博士说：“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更易获得的教育和信息，”人权“，”合同“等观念的大量曝光将会造就一个更加武断的社会。经过２５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后，更多的中国公民愿意将他们的要求带到大街上。。。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屠杀事件的‘教训’。”
文章中称，今年8月，北京当局宣布要在全国36个城市设立镇压“暴乱”的特殊警察分队，这也是当局警惕增加的迹象。
最近几年中最血腥的抗议镇压发生在河北省。几百名抗议农民与当地官员和土地开发上雇用的300多名荷枪实弹的恶棍发生冲突。6名农民被恶棍的铁管子，刀子杀害。农民们用干草叉等农具进行了反击。
今年4月的一次事件中，浙江省几千名村民与1000多名防暴警察进行了冲突，他们砸毁了警车，打伤了30多名警察。去年，四川省10多名农民因政府抢占农田与几千名警察发生了冲突， 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家，中共政府前顾问吴国光（音）认为，大多数的暴力流血事件都归结于地方官员与商业利益间形成的腐败联盟－－一个“权－钱交易”的联盟。
吴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不满。当他们发现这种抗议再不能被接受时，他们会使用枪。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抗议的趋势将继续，血型镇压的次数也会增加。”
大陆人权组织“授权和权利协会 ”负责人侯文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益增加的抗议活动是经济不平等加剧和人民缺乏政治权利的后果。侯女士说：“由于他们缺乏自身权利的保障，农民们越来越愿意采取极端手段。中国社会已经转变成类似卡尔－马克思描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一些有权和有钱阶层剥夺穷人的平等权利。这就导致了暴力冲突或人民愤怒的突然爆发。”
开枪镇压后的东洲村依然充满恐惧，与外界完全隔绝。警察们还一直在挨家搜查，试图逮捕那些依然幸存的抗议村民。
上周二晚上10点多，开枪镇压的整整一个星期后，警察开始在村内挨家挨户的搜查。警察一行8人，其中2人手中持枪，进入到一户农家，将家中的父亲带走。第二天，几十名警察又返回到这个农家，他们搜查了每一个角落，没收了一把铲子和其他的农用工具。这家的女儿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哭着乞求说：“我们没有任何回击的办法。请帮助我们讨回公道。”
陈先生担心那些中共官员会挖开他小舅子的坟墓，烧毁尸体以销毁所有证据。他说：“这个县城都充满恐惧，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些村民是靠打鱼为生的，但是他们现在不敢出家门，因为害怕会受到警察的盘问，遇到警察设的路障。”
陈先生目前呆在家里，试图安慰他那悲伤过度的岳母。当地的官员到他家视察过，并试图用用虚假的话安慰那些充满悲伤的家人。陈先生说：“那些话只会让我们更加气愤和难过。只有正当的解决办法才能安慰我们，而不是没用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