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学者论证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为了论证中产阶级本身，而是为了论证中国正在进步，正在向西方民主国家靠拢。而海外中国研究圈相信这一点，除了部份人可能不了解中国情况之外，更多地是为了抚慰自己的良心，表明自己赞美中国、亲近中国政府是有道理的。这就如同最近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之后，尽管白皮书已明确声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西式民主完全不一样，中国每天发生的现实也表明中国目前人民缺乏政治权利与人权，但许多海外学者与观察家们还是要努力以此证明“中国正在民主化”。
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
有关中产阶级的争论首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
这里先介绍几个流行的研究结果：
笔者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一文中，指出划分阶层的标准是按照两条，即经济收入、职业的社会声望。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各职业从业人员数量与各阶层的收入水平，可以推算出中上层占中国总人口的4％，中层占总人口的11％。底层（69％）与边缘化人口占总人比例83％左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认为，确定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层有四条标准：一是职业；二是收入；三是消费及生活方式；四是主观认同（社会学研究中可以表述为“阶层群体意识”）。这个报告罗列的标准虽然有四条，但第三条“消费及生活方式”取决于经济收入，而“主观认同”归根结底也是由经济收入及职业声望所决定。所以核心标准其实还是经济收入与职业声望这两条。
该报告的研究结论是：“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左右。”这一比例与笔者文章中估计的数字比例差不多。
最乐观的是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项测算。这项测算认为，2002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5,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31万元资产。而到2010年，以上数字均将翻番，即达到标准的家庭总数达1亿个，户均收入为15万元，户均拥有资产达62万元。
如果按每家平均四口计算，5,000万个中产家庭也就2亿人，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8％。比巴黎百富勤公司走得更远的是著名的美林公司，该公司预测说，未来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但美林公司的预测遭到中国网民的嘲笑，认为不真实。
更为乐观的一个预测是：有人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一个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 38%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中国社会就稳定了──有关15年之后预测可以存而不论。
二、搅浑水，用职业群体划分代替阶层分化
近两年，中国官方卖力推广一项社会分层研究报告，即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前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10大社会阶层分别是：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2、经理人员阶层： 3、私营企业主阶层: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5、办事人员阶层： 6、个体工商户阶层：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8、产业工人阶层： 9、农业劳动者阶层：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份报告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单纯的职业划分取代了阶层划分，忽视了每一职业当中既有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在科层组织中地位也有天壤之别。比如同列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有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及省、地区、市各级官员，也有科员、科长之类的小公务员，这些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声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还有一些文章提到的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之类，纯属搞笑版，比如说要有丰富的夜生活，包括去夜总会、打麻将、商务谈判与听音乐会等在内；要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对一些时髦的文化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熟知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如此等等。
三、中国仍是底层社会成员数量庞大的金字塔社会结构
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获得一个较好的外部形象，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强。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出现所谓洋葱头社会结构的。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再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界定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目前，在中国城市化程度不高，蓝领远远多于白领，基尼系数远远高于西方的0.3，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大的中产阶级的。本人认为，综合所有指标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中上层在内），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人数在总人口的15％－16％之间。而清华大学教授李强今年新做的一项研究──这一研究根据2003年一项抽样调查资料，他将中国的城市阶层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城市底层人数比例共计55.3%，中层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占18.2%。但农村则呈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相比之下上面农村社会有96.7%处于底层，即倒丁字的那一横。
至今为止，这是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所做的最好的一项研究。
四、中产阶级为什么会被假定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
其实，中产阶级的数量的多少并不是他们能够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关键原因，因为中产阶级数量再多，只要他们处于无权状态，不能自由结社，并通过结社形成社会压力集团，就等于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连如何保证自身权利都没有可靠途径，更谈不上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假定新兴中产阶级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论点来自于两个假设：
第一，中产阶级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主流力量。学者们通常这样解析，首先，中产阶级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彻底解体，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转型的结构性因素。其次，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因素。第三，中产阶级最希望社会稳定，在社会中代表着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其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成为社会稳定的思想保障。第二、三两点可以通俗表述为：穷人多了社会不安定，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四，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产阶级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因而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我自己也持这种看法。
第二，中国学者往往喜欢从英国的“光荣革命”这一段历史经验出发解释中产阶级的积极作用。认为当年英国君主立宪的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得益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所以他们假设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旦强大起来，将为本阶层争取利益，迫使当权者政治让步，实行民主政治。
上面这些论述都言之成理，但上述假定没谈到两个假定的逻辑前提，第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有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换言之，即中产阶级（亦可以扩展到一般民众）的结社权利在中国是否得到保障？第二，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
五、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存在的可能
我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感觉到一点：美国社会的稳定不仅有赖于中产阶级数量的庞大与稳定，更重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与管道，即使是穷人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恐怕再愿意为中国政治辩护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社会底层（穷人）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与管道，中国上访制度与北京上访村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证明。
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表达自己意见的管道与权利没有？答案是没有，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与社会底层一样，没有任何制度化的管道。如果硬要说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能力，那就是部份人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写点不涉及政治、温和批评社会现象的杂文──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人那么酷爱杂文，恐怕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有关，杂文产生于专制社会，用于讽议时政。
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化管道，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民间结社。
要说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那也不对。因为按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提供的不完全统计，今天中国所有的NGO约为300万个左右，但除了少部份专业技术团体、民间公益、环保、慈善救助、灾难救助组织，以及各种外国在华开展公益活动的协会、商会、基金会之外，绝大部份是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官方组织（均号称“非政府组织”），如妇联、残联、各种与官方单位挂靠的行业协会等等。这些以民间团体名义出现但由政府财政供养的所谓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本身就与NGO的定义矛盾，因为NGO的核心标志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自愿者组织”。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也允许大量纯粹属于消闲性质的同好协会，比如钓鱼协会、桥牌协会，茶协会、民间剪纸协会、陶瓷协会、园艺协会等存在，但这类组织只是供少数专业人士切磋技艺，消磨时光的场所。而中国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供某行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本身权益的民间组织，在中国恰好被悬为厉禁。而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发言及参与社会活动时用以自律的两条标准一是不结社；二是不参与任何工人、农民的组织性活动，担心的就是触犯政府。
而作为中产阶级成员的个体，如果没有代表所属职业群体的民间组织做为维权的制度性管道，面对政府就非常软弱无力，等于一盘散沙。
六、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
政府是否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是“外部因素”，而中国中产阶级与现存体制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态度。
可以说，中国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既是现存政治体制的维护者，又是这一体制的受益者；教育行业尤其是高等院校目前正是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受益者；医疗卫生行业亦是医疗市场化的受益者；而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学术界寄望最高的社会变革力量，但从他们的存在、资本的积累以及发展壮大中所依赖的力量等各方面来看，他们与政治精英之间是种利益共生关系，他们的发财致富，与其说是通过市场竞争赢来的，还不如是官员们施舍的结果，因为官员们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使官员本身变成了“可以造就国王的人”。至于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与高科技精英们，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去政治化”，以追求小资情调为乐。因此，与其说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他们希望稳定。
而中国最近颁布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已经充分说明，中国政府满足于目前这种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对西方民主政治持排斥态度。所以对那些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人来说，今后的问题应该不是“中产阶级能够促进中国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而是确定自己应该接受还是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