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的政治路线还未明朗，因此在国际社会也没有明显的政治敌人，外交策略更是尚未成形，主要奉行机会主义外交路线，“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均以一时一地之利益为研判标准。但这一情形到了近几年已经有了明显改变，从国内政治来看，自胡锦涛执政以来，国内政治正由后极权时代向新极权时代过渡。而完成这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固然有众多御用学者为之“正名”，但在国际社会也必须获得承认。而获得承认的最大障碍就是时时批评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的美国。于是中国统治者认定一点：意图在全球推广民主政治的美国是敌非友，中国的外交新战略也渐渐成形：联欧俄制美；利用外援结交发展中国家，努力促使联合国变成穷国俱乐部；在美国与欧洲则利用利益关系，将所有与中国沾点边的商业集团与学者们都变成“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孤立消解“反华反共势力”。
“联欧俄制美”得以成功的时与势
这一切策略得以实施，一方面当然有赖于中国政府日益强大的财政实力，“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但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则是国际形势的变化所决定，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奉行民主制度的发达国家与中国修好，也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
号称“老欧洲”的欧盟诸国长期经济衰退，政府财政被高福利制度拖累得疲惫不堪，且改革无望。欧盟东扩后，欧洲富国经济被穷国深深拖累，两大欧洲强国法国与德国急需中国的订单，以及各种商业机会带来的利益以改善国内经济状况。这是欧洲法德两国放弃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的主要原因。而它们掩盖这种困窘的策略则是宣称“中国正在进步”。而联合中国挑战美国也是欧洲两个大国尤其是法国的政治需要，早在戴高乐时代法国就时时找美国的晦气，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版图重新划分，法国对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不满更是形诸于色。也因了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中国与欧盟诸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属于可以化解之类，无非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周折再继续往来。
俄国这只“双头鹰”是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将双头中的一只头掉转朝向东方。在此之前，中国一直被俄国当作“危险而无用的邻国”，从未消除那种从骨子透出来的轻视，是什么促使中俄两国走到一起，成为暂时的同路人？答案其实很简单：利益牵引。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对于专制政治有着严重偏好，对进入“欧洲共同家园”、成为“世界好公民”的兴趣泛泛，一心想成为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第二”，联合中国对抗美国也是其外交思想的主干。中俄两国“合作友好”的主诉是在外交问题上统一步调，为打破美国支配世界的单极体制、建立多极世界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在军事和能源问题上提升合作规格。目前中俄关系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能源与军火”，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俄国石油工业集团与军火集团的最大买家。第二个关键词是共同抵御“美国阴谋”推行的“颜色革命”。席卷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让中俄两国均深感担忧。可以说，对“颜色革命”的共同恐惧，以及为了在中亚地区排挤美国的影响力，是中俄两国合作的一条政治理由。为了让两国公众认可政府的思路，中俄两国政府都将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渲染成“美国阴谋”的一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成了中俄政治表演的主要舞台。
金弹外交引发展中国家跟中国走
发展中国家不在意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们当中有不少国家的政治与人权状态与中国均在伯仲之间，并且也乐意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所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外交策略反而简单：经济援助。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在国际援助方面一直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中国是向发达国家索取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据了解，中国自一九七九年开始接受国际无偿援助，二十五年来共实施涉及扶贫救灾、工业技术改造、农林牧、教育、医疗卫生、环保、交通、能源、通讯、体制改革、司法合作等一千多个专案，总金额近五十六亿美元。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大金主，二○○四年胡锦涛在访问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时，其出手之阔绰给世界留下一连串的震惊：在比中国富裕得多的阿根廷访问时，胡锦涛竟然许诺了近二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等胡锦涛到达此次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古巴，因其慷慨赢得了独裁者卡斯楚“中国万岁”的呼喊声。而今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慷慨宣布，中国将给予三十九个最不发达国家部份商品零关税待遇；免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二○○四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百亿美元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在三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三万名各类人才等五大支援举措。
中国援外的具体金额属于高度国家机密，公众无从得知，但肯定比从发达国家拿到的援助总额要高得多。而从中国对外援建专案来看，非洲的许多豪华体育场馆在中国也属于罕见之物，援助埃及的高科技现代远端教育专案在中国至少还没有。而中国政府如此刻薄中国人民去援助这些“兄弟国家”，无非是为自己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争取表演空间与主动权。这种金弹外交的效果当然也很明显：联合国如今已不可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人权状态的议案，需要表决与中国人权有关的事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是反对就是弃权。从来是得道多助，但中共政府硬是用金钱创造了一个“无道多助”的活生生例证。
这个在国内苛剥民众，在国外拿着人民血汗充大方的威权政府，通过对外援助提高了所谓“国家地位”，建立了一个由中国政府领舞的“穷国俱乐部”。但参加这“穷国俱乐部”的并非穷国人民，而是宣称代表人民的发展中国家统治者。而中国虽然获得了发展中国家领舞者的“国家地位”，中国人民却并未从中受益，只是使中国政府获得了一张在联合国里对付美国批评中国政治与人权的一张王牌。
与美国为什么是敌而非友？
毫无疑问，中国外交新战略以美国为假想敌作为前提的，而中美两国关系也已经从过去两国曾想努力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变成了今天这种两国对峙预备阶段的关系。那么，中国与美国的分歧到底何在？
观察近几年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趋势，就很明白为什么一些中美关系专家要如此描绘：“中美两国是这样一种关系，你如果将对方看作敌人，对方就是敌人。”
但上述这句话，其实只描绘了双方一直在“敌人”与“战略伙伴”二者的边界上游走之状态，并未说出为什么两国要将对方看作敌人。美国在历史上并未侵略过中国领土，现实中除了为台湾做后盾之外，与中国也并未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但中国政府从未停止过反美宣传与反美教育。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处处以美国为敌？原因很简单：中国目前正由后极权政治向新极权政治过渡，这种政治状态与反民主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立国原则及其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中国政府仇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以及美国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向世界推广民主政治的做法。
尽管美国过去在克林顿时代曾努力想忽视这一差别，布殊政府也因九一一事件以后反恐需要暂时对这一差别假作视而不见。但中国政府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势态，美欧商界与学者们鼓吹的“中国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的梦想破灭，以及中国军事势力坐大，都使美国无法再忽视这一点。而美国人权外交的失败，则是中国在联合国内实施的“统战策略”的必然结果。中国用“金弹外交”联合一切在人权状态上备受指责的发展中国家，将对中国人权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孤立起来。即使是号称“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中国如今也正在向其渗透。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决其实从未停止，“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个问题一直争论未休，在科索沃战争中欧洲亦高举“人权高于主权”这面旗帜，但伊拉克战争导致欧美分裂后，这场争论已暂告沈寂。由一位英国人执笔写的“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之论，虽然破绽百出，甚至不能自圆其说，却备受中国政府青睐，时不时拿出来在媒体上搬弄一下，仿佛中国真成了可以与美国一决雌雄的世界超级强国。
可以说，中共外交新战略与其强国梦的政治诉求一致：提高国家地位。至于本国人民的人权状态，不在中共“强国梦”考虑范围之列。而中国这种利益牵引的外交策略也确实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一切现存与潜在的“反华反共势力”，孤立了一切“对中国政府说不”的力量。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朋友”越多，中国民间争取改善中国人权状态的努力就越举步维艰。
人类社会对历史的反思总是迟到的，也许若干年后，国际社会才会认识到一个专制极权的中国对世界并非福音。
──转自《开放》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