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腐败生物链牵涉到以下几类人：具有煤矿发包权的国家矿山负责人、一切能够插上手的地方官员、煤矿主、矿工。由于与民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能源开发体制不同，多了两道环节，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均由此产生。
市场经济国家的能源开发体制一般是这样：企业主必须通过购买（极少数是祖产）获得该矿山的所有权，然后雇佣工人开发，市场上的能源价格、企业成本（包括人力资源的成本）以及供求关系决定了企业获利水准。而人力资源的成本则由该国的平均生活水准、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劳工供求关系、工会力量大小等复杂因素决定。
但中国矿山开采权属于国家，而国家是抽像的，国家权力需要官员代表，于是矿山开采权就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又因为国家部门繁多，官员们独吞利益绝对是招祸之由，于是利益均沾，一切只要能够与矿山沾点边的人物──其实是对矿山开采权发包者与承包者能够构成伤害的权力部门，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计算过，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都附着于这条生物链上，而赤裸裸地送钱容易出事，好在中国人这方面的创造力几乎是无穷的，于是官员们的利益就从他们在煤矿企业的“股权”中体现出来。
对于承包者来说，上交的承包费用不能少，官员们的进贡不能少，企业的利润也不能少──煤矿主算过，赚一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这些“关系”除了官员，还有以揭露煤矿问题为由索贿的真假记者──于是只剩下两个可以压榨的环节，一是矿工的工作环境，二是矿工的人力资本。于是，中国的矿工成为世界上最悲惨最危险的职业。
首先是工作环境险恶，几乎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其次则是工资低。有人计算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采矿成本：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每吨133元，而私营小煤矿每吨煤成本则只有40元左右。这“节约”下来的成本，就是与矿工生命有关的工资与福利。煤矿老板上贡给以“股东”身份出现的政府官员及各种利益关系人的部份，就出在从矿工身上抠出来的这一部份“生命成本”。在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劳工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本来作为监督者的国家应该负责保护劳工权益，负责检查矿山的安全设施，但因为负责的官员们都成了煤矿企业的股东，于是这种检查就成了例行公事，于是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每年因各种事故死亡、残废的矿工人数成为世界之最。
最近，上述腐败生物链被曝光了。笔者到中国的新闻网站上查到了如下信息：一个近年来醉心编“中国富豪榜”的英国青年胡润，在他编制的“能源富豪榜”里含糊提到：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板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煤矿作为资源行业中的油水究竟有多大；
而官员与煤矿主的关系也从下列新闻标题可见一斑：“山西900多官员入股煤矿，涉及金额达9,000余万元”，“贵州公职人员登记入股煤矿金额超过 9,000万元”，“国家联合督查组抵达辽宁核查官员入股煤矿问题”。其余如甘肃、吉林、广东、陕西、内蒙古等省均存在官员入股煤矿这类同样的问题──这些新闻可以表明煤矿这条腐败生物链到底有多粗；
而不断发生、国人早已麻木的有关矿难的新闻则表明着一点：煤矿老板的富裕、官员们的灰色收入与煤矿工人的生命之间有着关连，仅在中国新闻网上，10月26日这一天发布的有关山西煤矿事故的新闻就有四条。这一数字虽然不全面，但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只要上述这条牵涉到无数生命的巨大腐败生物链存在，中国的人权状态就不能说有多少改观。曾有那么一部根据真实故事编写的小说（后改编成电影）《盲井》， 反映的就是煤矿工人的生存现状，那是一部铁石心肠的人看过以后也会有所触动的电影。
(华夏电子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