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怕提笔。
但总有一些是非必记不可的。
今天杨月清大姐（凌锋夫人）来电话。她很健谈，是那种如果彼此观念一致性情笃诚，她可以1分钟就将彼此距离拉近的人，对于一个常年写作无暇交际的写作人，有这样一个内助是一个太大的福份。尽管前两天熬夜，没恢复过来，还神情恍忽，但她的话抓住我，一个多小时下来，也不曾敢离神。
虽然只要上网就无时无刻不会不碰上凌锋这个名字，但我是一个怪人，是那种对于明星总存在抵触情结的人，不到非看不可的时候，越是明星我越不会搭理。所以实际上，我对凌锋的了解是有限的，而且极其有限。当然，也不完全因为怪癖，还有年龄和地域的原因造成的信息不畅。杨大姐的联络，让我有机会能深入了解凌锋其人。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习惯怎样，我的阅读所受主导的不全是自己的生活经历，而常主导我的更是自己心理的磨难。看过《台湾海外网》曾慧燕《中共风雨八十年．凌锋乐挥董狐笔》关于凌锋先生的生平介绍，我虽为凌锋先生的生活经历与人生变故所感动，但我联想更多的则是此文着墨不多的凌锋曾经对共产政治心理上由生至死、对反共产政治由痛恶到走向前沿的转变中的苦难。
我在王丹新书《我听见雨声》序言中曾对人们心理在这磨难中的变迁有过这样的考虑：
“看得出在这方面王丹在努力企图打破人们对他的思维定势，为此他不惜抛开政治所需要的强悍的一面，而进入艺术在某方面天性中注定不可缺少的脆弱。──我一直以为艺术天性中的脆弱其实是1种深沉的刚强，它是以脆弱裹携的刚强直指艺术言说的对 象，而不是艺术倾诉的对象，它是将脆弱留给它倾诉的物件，以脆弱在唤醒倾诉物件的刚强。但当艺术倾诉的物件将自己的立场设定为或者潜意识附属在艺术所言说的物件时，艺术的真实常常被艺术倾诉的物件误解，这极易让真正刚强的艺术者在以艺术诠释现实时陷入生活现实的窘境。我不知道为此王丹是否在某种意志或精神上付出过什么，但阅读王丹《村上春树和我的哀愁》我似乎感受到王丹的某种忘我与义无反顾，而在我看来对脆弱的忘我和义无反顾就是在进入艺术的立新种本质！这一点是太难做到的，它需要为艺术者对自己的深切自知及对艺术的真实而非虚假的潜质。尽管我对大陆诗人海子曾有过许多批判，但如果海子真如我猜测的，他的死是出自1种境界，那么我对他的卧轨是肯定的。但我还是一直以为真正的境界应该是活，在活中体味艺术所需要的死。而从海子的许多作品看，海子在其对于艺术达到某种程度后对自己艺术的出路似乎是迷惘的，找不到出路，我有时想可能就是这种难于走出的迷惘与不堪忍受的孤独让海子选择了死，如果是这样，海子的死其实只是一种解脱，而难称是1种为艺术的境界。”
凌锋，一个曾对共产政治深信不疑的信徒，在变换的历史中走向了共产政治的对立面。这是人灵魂上1个由死走向生的过程。这过程我是经历过的，其阵痛何其惨烈！对于一个手握文字的人应该是大于一个兵士痛恨以至回枪扫射自己坚守的阵地的痛苦。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无法忍受，不只是心死成思考的植物人，甚至因难渡此关，竟连身体之生也放弃，走向与生命决绝，如可怜的海子。应该说这是共产政治下几代的人悲哀。
看过凌锋先生部分作品，我的深切感受是他是一个过来人与经历者。他的作品让我更深信我的体悟的正确：艺术不是玩具，而是对真诚、正义、真理等品质与价值的坚守。
〔转载自《独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