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访民说：上访，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从县乡到中央，哪一级政府门前都坐着上访群众，哪一级信访机关的院子里都人满为患。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居然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上访村”。人们在包袱里背着上访信、血衣、乃至儿子的头颅，手里拿着大信封，祈望进京能遇到青天大老爷。
然而中国的衙门口对上访人员的“血泪史”并不在意，否则他也就不会对上访人员横挑鼻子竖挑眼睛了。上访人员蒙受了那么大“冤屈”，吃了那么多的苦，好不容易见到“公仆”，可“公仆”却对他们横加管制，嗓门大了不行，说粗话不行，人数多了不行，时间长了不行，总之不听话就是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简直把上访人员管成“犯人”了。很多上访人员在“公仆”跟前满脸陪笑、俯首贴耳，“公仆”让干啥就干啥，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完了还要对“公仆”说些感激涕零的“好话”，连上访的人自己都说当回“三孙子”只要问题给解决也值了。为见公仆，访民可谓是耗费了无穷无尽的精力和资源，问题始终不得解决，甚至还因为打击报复等原因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激化，家破人亡者也大有人在。我本人因多次来京告状，多次被送回当地，生命多次受到威胁。
北京访民说：你对着猪诉苦，猪听不懂就静静地睡觉；你对着牛诉苦，牛听不懂就默默地“倒嚼”；你对着狗诉苦，狗听不懂会对你摇摇尾巴。但是，你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党政官员，他不仅不听你诉苦还可能赏你一顿老拳。因为在中国上访制度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哪个地方频频发生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这个地方就被认定为“社会不稳定”，当地官员将会面临严峻的“一票否决”。各省市的残酷截访、劫访应运而生！当场打得你皮开肉绽算是轻的，更多的情况是把访民关入牢房；自己挨打坐牢不说，往往还要连累妻子儿女以及年迈的父母。跟《中国农民调查》《岳村政治》里描述的一样。这个社会现实太黑暗可怕！千千万万的上访人员，特别是那些长期上访的“钉子户、专业户”，绝大多数都有一笔不堪回首、触目惊心的“血泪帐”，若不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被肆意地侵占，若不是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凡有一点出路可走，他们也不会上信访这条“独木桥”！我多次目睹外地访民在北京挨打，被像赶牲口一样驱赶殴打，野蛮的被塞入警车！……
政府的不作为造成循环上访、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不了了之，或者周而复始，无限循环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等等亦由此而生。上半年颁布的《信访条例》通篇我们看到的仍是对上访人员不厌其烦的约束和限制，给上访人员所画条条框框之细致，可见一些相关人员的良苦用心。当然，《信访条例》也对党委、政府机构作了一些规定，但这规定多是泛泛的、粗略的，即使这样，这些规定一到了下面也难免要 “大打折扣”。而上访人员如脱离了条条框框，那等待着他的将是各种重拳的严惩，上访人员尚未上“桥”，就已经被置于了一个“严加管教”的可怜地位了。可谓是“越渴越吃盐”!
有了《信访条例》及相应制度的管理，供千万上访人员进出的“信访门”更是窄得挤死人了。而国家信访局发言人的大嘴一张，这道“信访门” 以及“信访桥”不但更能挤死人，而且还险象环生起来了。本已狭窄的“信访门”在发言人的慷慨陈词之中竟几乎变成了一条“缝”，挤入的难度不亚于“上青天，如稍有闪失，挤破点东西，那力度加大了好几倍的重拳击就会呼啸而来。
辽宁访民说：既然每一条寻找真理的路上都布满了荆棘，很多绝望的中国人只好做出另一种选择，就是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又发展到上天安门自杀；同时，个体的自杀正在向着群体的自杀发展，动辄几十人坐在楼顶扬言自杀。去年到今天发生在北京的访民自杀方式有在天安门自焚的，母女同吃耗子摇五步倒的，跳地铁的，拚命冲中南海的，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的，上吊的、昨天还发生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新华网北京2003年11月19日报导说，当代中国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 这是一个多么悲怆的民族！就我个人而言，几年前当我一夜间从富人变为穷人，从董事长变为乞丐的时候、当我亲爱的妻子孩子为生活所迫离开我的时候，我也想过卧铁轨……
有着切身经历的他说：在共产党独霸的中国，身为工人，你付出了劳动却可能得不到任何报酬；身为土里刨食的老农，你的耕地可能被村干部悄悄出卖，你承包的山林可能被无理褫夺；身为市民，你的房屋可能被强行拆迁，一家数口从此流落街头；身为守法公民，你的儿子可能被公安刑讯致死，你的女儿可能被干部或警察奸污；你小心翼翼做人，没准儿哪天突然飞来横祸，从此身陷囹圄……一句话：身为当代中国人，你的权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肆无忌惮的侵犯。来北京上访的人哪个没有一本血泪帐？生而为中国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不是缺医少药，不是被冤打冤杀，而是没地方说理。缺衣少食、缺医少药，世界上有些国家比我们更严重；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冤打冤杀，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而含冤受屈却没地方说理，哪个国家政府是这样的？老百姓活着有意思吗？有人就选择了死。那可不是他愿意死，是被逼的走投无路了。
他认为：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一位正常人受到不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诉诸法律。但中国的特色就权大于法，特别是党政权力干预司法严重损害了司法体制的独立性，也导致司法的腐败、软弱与低效。本该是个解决纠纷的机关，却变成了制造纠纷的机关；本该是个消除民怨的机关，却变成了积累民怨的机关。数不胜数的法律法规不过是孟州牢城营里的“杀威棒” ，运用之妙仅存乎“管营老爷”一心：打你100“杀威棒”，那是本老爷执法如山，你怨恨不得；不打你，那是本老爷格外开恩，你必须叩头谢恩，最好再拿些银两来；本老爷看你是个有用之人，你就是想挨打也不成。各级党政要员便是大权在握的“管营老爷”。面对这样的司法机关，穷百姓即使有天大的理，怎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伸张正义？
经历了几年的上访生活，他认为在中国的司法人员眼里，法律已成为他们向上献媚、向下勒索的工具。明知对方无罪，只要“老爷”发了话，他们判你没商量；明知对方有罪，只要被告后台硬或是有银子，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敢拱着腰把罪犯送出门。他们权倾一方，称孤道寡，通过政法委控制着一切司法机关，从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法律不如法规大，法规不如红头文件大，红头文件不如乌纱帽大”，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悲剧，也是至今为止仍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和严肃性不能得到尊重，新冤案不断出现的同时，那么循环上访、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不了了之，或周而复始，无限循环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将永无休止。
“上访村”里依然熙熙攘攘，真是可悲可叹。信访这首窄“门”又岂是好挤的，这“桥”又岂是好上的，侥幸能度过此“桥”且还能见到青天的不但凤毛麟角，而且还多是九死一生。
